3、违法黑哨依然能执法 采访手记： 1月24日： 昨天通气会后，不少电视台和报纸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当时对足协的态度十分不满，一点没保留地炮轰了足协。这肯定会使我和足协的关系彻底搞僵，这对日后的采访十分不利。据悉，最近几天正是足协分配世界杯报名名额的时候，有些媒体在这十分表态很谨慎，批评足协很保留，有些足球记者保持着沉默也是这方面顾虑。 《华西都市报》：如此表态难平民愤—媒体记者现场快评足协通气会 杨明(新华社记者)：非常震惊！ 实际上，大家最为关心的是中国足协对已经确认收黑钱裁判如何处理。阎世铎在讲话中已经非常明确“路归路，桥归桥”。属于行规的由中国足协处理，而违法的则应由司法处置。然而，阎世铎却说，只要收黑钱的裁判主动交代，退赃的，通过教育，这些裁判仍可以执法今年的联赛，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这些有罪无罪，量刑多少，应该是司法管辖的范畴。足协以“行规”凌驾法律之上，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也是有悖足坛打假扫黑精神的。 段暄：(央视记者)：让人遗憾对于涉黑裁判处理是扫黑的关键，如果中国足协就以“行规”替代“司法”，让这些涉黑裁判继续执哨联赛，这的确是中国足球的悲剧。在国外，如果出现这种裁判丑闻，就足协“行规”来说，首先是内部处理，然后是司法介入。中国涉黑裁判不但不受到司法介入，而且还要继续执哨，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太令人遗憾了。 董路：(北京青年足球记者)：各有难处看来，阎世铎有他自己的难处。如果真的司法介入扫黑，也许会牵涉到更大面积的裁判群，甚至还会涉及到足协内部人士，这无论如何是阎世铎不愿意看到的。阎世铎讲话的核心是自保，再次确定中国足协的权威性。这样看来，在这次所谓的“扫黑”风暴中，也许涉黑裁判和俱乐部一个也不会被司法介入。 张慧德：(足球评论员)：雷声大雨点小阎世铎的表态很坚决，但表态只是个形式，问题关键是足协能够拿出具体措施，春节前给国人一个交代。涉黑裁判究竟收了多少钱，手段如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究竟是收了多少，他的行为只要是涉及到司法，只有司法说了算。意大利有足球法庭，凡是涉及到这些问题均由足球法庭出面调查、处理。这才是扫黑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仅是雷声大雨点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本报记者) 许多媒体把阎世铎讲话后回答记者提问当作了新闻猛料。 《每日新报》：媒体记者抛出“重磅炸弹” 铁嘴阎世铎“张口结舌” 新闻通气会上，强势传媒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记者，先后对阎世铎讲话中含糊的地方提出了尖锐的发问，所问的问题让素有“铁嘴”之称的阎世铎都有些张口结舌。 央视“体育新闻”记者就“裁判员如能讲清问题并退出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的公开表态与法律相抵触的问题率先发难，阎世铎的“中国足协并不是反对司法介入中国足球”的回答，并不能服众，这位记者继续发问：“你觉得收钱的事 是违法的吗?”阎世铎承认，“收钱是违法的事。”这位记者趁机再问：“那这些裁判因何还能继续出现在赛场上?”阎世铎不甘心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中国足协制定的相应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司法介入。”记者最后把阎世铎逼进了“死胡同”，“中国足协不主动把这些(收黑钱)裁判送交司法部门吗?”主持通气会的官员看到阎世铎不好回答这个问题，赶紧打圆场。“这个问题可以会下再沟通。”借着短暂的机会，阎世铎迅速调整了思路说：“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随后，新华社记者杨明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在发问中直接点了“陈国强、周伟新、龚建平”三位裁判员的名，说网上已经有消息说他们认错了。阎世铎勉强回答说：“中国足协对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人，网上的消息，我没有看，对这个问题我很难讲。”新报记者赵睿 新报记者赵睿 中午，宋卫平来了电话，他说他要去澳洲几天， 《体坛周报》：宋卫平澳洲“避风” 宋卫平在中国足协两位副主席表态的当晚情绪很低落，他将自己关在房里思考了五个小时后，抛出了五点无奈的声明。宋卫平称，“阎主席的表态和我的预想相差甚远。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不是一个让人振奋的讲话”。对于“你认为此事会有怎样一个结局”的敏感问题，宋卫平颇感无奈而且有些麻木：等等看吧。宋卫平的这种表态与他一个星期前“足协不处理，我自己去自首”的态度相差甚远。在反黑一个多月后，宋卫平的身心已极度疲惫，他准备近日赴澳大利亚去处理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桂生悦用“我对中国足协极度失望”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称：“足协的表态我无法理解，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内容。足协是在向全国人民诉苦，来说明自己为中国足球作出了那么多贡献，却得不到理解。”对于足协的调查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桂生悦用“如果以前还存在一点希望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希望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来描述了自己悲观的心情。 令人不解的是，陈培德突然调转了枪口支持足协，这位正在参加浙江省“两会”的人大代表用了三句话来表达自己对足协态度的观点：“尊重足协、监督足协、支持足协”。不过陈培德将在浙江省“两会”上正式提出“司法介入黑哨”议案。 采访手记： 1月25日： 足协的态度已经表明，司法介入遥遥无期，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扫黑基本可以草草收场了，黑哨一个也不会曝光，到底谁是黑哨，多少黑哨，这将是千古之谜！ 《中国教育电视台》让我做访谈节目，我已经失去兴趣。我相信中国足协昨天的态度就是今后的态度，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结论和处理方式其实已经很明确。“中国不存在黑哨”，我非常希望能对全世界发出这条消息。 宋卫平下午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个姓王的人声称他手里有揭黑的证据，他建议我和他联系一下，把对方的电话给了我。 我说：“你对阎世铎谈话后表态的五点看法我看了，我觉得你的态度比较暧昧，会让大家认为打黑会不了了之。你还准备曝光黑名单吗？” 宋卫平说：“我还能怎么多，当然，我也讲了对足协非常失望的话。我现在等待足协那个截止日期，看他们怎么处理。要是还令人不满意，不排除我做下一步。” “你去澳洲定了没有？还准备讲话吗？” “我先保持几天沉默，这样也好。你随时和我联系，我的手机都开着。” 他让我和王联系后把情况通报给他，我同意了。 马上接到一个电话，上来就问我是不是杨明。我说是，您有什么事？ 他说在电视上看到我，认为我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们希望你能战斗下去，千万别退缩。另外，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是个下岗职工，每月才拿80多元，根本活不了。你能不能帮我们反映一下？” 我说：“我是负责体育报道的，这方面的事你可能要找别人，我说话没用。” “怎么没用？你不是写内参吗？往中央写信。” 我和他解释了半天，建议他找国务院上访中心，他说他去了，没用。费了许多口舌，他才挂了电话。 给那个姓王的打电话，显示没有开机。 下午，我和小许去找总编辑，问他下一阶段报道如何搞。我们先拟了几个题目，有篇评论、一篇国外足坛如何处理黑哨的经验，还想写篇律师和司法界如何看待有问题裁判可以继续留用的态度。 社领导建议，公开稿现在不是重头，重头稿件是给提供给中央一份具有做出决断性的内参。他要求我们从方方面面进行采访，客观地反映，要准确、全面、这个任务相当重。 我和小许商量，再让北京分社的汪涌介入，安排其他分社记者配合。这篇内参力争下周发上去。 今天了解到足协分配的世界杯名额定下来了，新华社想争取15个，但足协给了10个，7名文字和三名摄影。这基本上在我们预料之内。看来，名额敲定后，批评足协的声音会多起来。 我为在通气会上直接点出三个裁判的名而有些不安。我是知道黑名单的人。从我嘴里点这三人，他们上了名单是确切无疑的。这大概会引起官司，但我觉得这种风险必须要冒，从我嘴里讲的由我本人负责，和新华社无关，这使我很坦然。 事实上，那天晚上，中央台我的朋友张伟就追来电话，想采访我，为什么单单讲出这三个人，他认为我已经掌握了内幕。 我对他说：“你最好别再追，否则，连你们也有吃官司的麻烦。” 他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时候，你敢点名，小心真吃官司。我问你，你是估计的还是真有其事？” 我说你别问了，我不同意接受采访。我反正已经说了，别人去猜测吧。 我承认我那样做的确有些冒失。其实，从心里讲，我认为多数裁判并不是丧了良心，性质绝对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有人偶尔收了一次钱，一直良心受到煎熬。这样的人认错后，该不该继续使用呢？我认为可以。中国人受欺负惯了，心都比较狠，总想把人一下子整死。这种不宽容的心情使许多人遭了秧。 随便翻看《法律之门》一书，其中有段话我有共鸣：“市井智慧的表现是“随大流”、“适应环境“，尤其是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推销自己“，这些策略最初都很便利。但是如果采用他，代价将是毁灭性的。原本为确保生存而提出的建议却导致了死亡，又该怎么办？ 我在大学学英美文学，对理查德·怀特写的《黑男孩》一书印象很深。里面他定义了一个他不敢违背的、不妥协的核心问题： “什么使白人对黑人的仇恨如此恒久，他好似深入肌理？被仇恨所摆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种仇恨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任何关于黑人的问题在学校里被讲授过。每当我向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转换话题开个玩笑。关于个人所遭受的些许不幸，他们侃侃而谈，但却不想了解全貌。那么我为什么而忧虑呢？ 提出疑问为什么被看作是错误的？不可想象，一个人会向看来是错误的东西投降，而我所见到的多数人，似乎是错误的。即使一个人相信当权者的错误的，他就应当想当权者投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知道我将永远是错误的，因为我永远无法那样做。那么，一个人如何生活在立志和知觉毫无意义而权威和传统却以为着一切的世界里呢？” 晚上吃饭时，我对自己行为和整个事件的反省越来越陷入矛盾之中。我真的发现，我既可以理解阎世铎和足协的态度，理解他们对裁判的保护，也能理解宋卫平和许多人的自相矛盾的心情，甚至认为有些裁判被曝光真不太公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