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总结一下申花走国际化道路的得失吗？

　　郁知非：这中间也有遗憾，就是我们的外教没有带队获得过冠军。但是技术型打法的风格、文化已经扎根在球队中。多研究一些趋势，少研究流行。欧洲五大联赛代表足球的发展趋势，就要把它的东西嫁接过来。

　　至于请外籍教练，我有两个观点：第一，要勇于承担责任。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为拉扎罗尼水平差，而是我们双方没有找到切合点。第二，不轻易炒教练，坚持到年底就是财富。上赛季中佩得科维奇曾经提出过辞职，我没有准他。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他抱着我痛哭流涕，自认为毁了我的前程。申花和佩得签的是两年合同，我们请了新教练，实际上是我们违约。

　　申花代表一个流派

　　记者：有人认为申花队风格过软。

　　郁知非：总有人说我们没有霸气。但是有霸气的球队，除了大连还有很多，成绩却不如申花。上海人适合灵巧的打法，所以我们崇尚配合和进攻。中国足球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应该有试验田，至少申花代表一个流派。

　　记者：也有人说申花的后备力量准备不足。

　　郁知非：1998年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梯队建设的问题，并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送一支少年队到巴西训练，每年花费100万美元；二是建立了由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球员组成的中国足球学校，学生有300多人。这两支队伍里的球员几乎都是外地人才。但不论如何，我们起步的确有些晚了，那些举措的成效现在还看不到。上海的足球氛围不好跟辽宁、大连这些地方比，那里的足球人口很多，可供挑选的余地大。俱乐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俱乐部一方面不会解决太大的问题。这方面上海有很多教训。

　　记者：不过申花的商业业绩不错。

　　郁知非：是啊。1999年我们请英格兰曼联队来打商业比赛，赢利1600万元，门票收入就有1000万。2000年俱乐部把球队副冠名权和胸前广告卖给托普集团，价格是3年1000万美元，这是职业联赛的最高纪录。去年我们还把主场票务转包给华联超市公司，他们宣传“华联”是老百姓必需的，申花也要和他们一样。

　　记者：申花的哪些东西让你最感自豪？

　　郁知非：申花创造了很多中国足球之最。首先，我们第一个实现了联赛、足协杯和超霸杯冠军的“大满贯”。其次，申花建立了世界先进的康桥训练基地，国际足联前主席阿维兰热参观这个基地后对中国足球肃然起敬。第三，我们在全国第一个建造了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俱乐部有25％的股份。我们也是第一个导入整体形象设计、文化理念的俱乐部。

　　中国足球是一个整体

　　记者：中国足球怎样迎接“中超时代”？

　　郁知非：加强俱乐部之间的协商对话，制订行业规划，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事情都要做。职业足球圈要共同构筑“中国足球”的理念，构筑起一个大市场。光有大连、上海不行，大家都要做起来，而且现在的环境、时机都很好。我怀着无限眷念离开中国足球，不是对谁有好感，而是这个产业方兴未艾。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足球产业要做好自己的战略。作为俱乐部，就要全面介入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积累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电视媒体、互联网、跨国财团都要介入奥运盛宴，我们没有理由不分一杯羹。

　　记者：你好像很强调足球的文化理念。

　　郁知非：我的“脱俗”是从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的。以前也很看重一场球赛的胜负，现在我认为职业足球更大的事情在文化建设上。我现在经常考虑的是，怎样使申花足球的文化味越来越浓，而不是足球味越来越浓。人不能太功利，足球也是。

　　我上次去北京和足协主席阎世铎道别的时候也跟他说，不要拘泥于小东西。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足球是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武器，而忽略其经济和文化属性。人们从食品、住房、汽车等物品上获取的是有形产品，从足球上获得的却是承载快乐的精神产品。（完）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