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申花SVA文广足球俱乐部的成立，原上海申花俱乐部的经理层开始淡出。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打至今，原申花总经理郁知非是甲A俱乐部中最后一个离任的第一任总经理。日前，郁知非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我的“四十年代”都献给了足球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离职？ 郁知非：八年职业联赛到现在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国家足球队进军世界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国家队的成功背靠着职业联赛。第二个标志就是申花改组和我的下台，职业联赛以来所有的首任总经理都下台了。八年来职业联赛日新月异，回头再看起步阶段的职业联赛，外部环境和球场表现都大相径庭。 来申花前我在企业里先后当厂长、总经理、董事长(注：“申花”原是电器品牌)，得到过包括全国劳模在内的荣誉。1994年，我带着企业背景进入中国足坛。1999年，俱乐部改组为中性的股份制公司，我也成为纯粹的足球人。我把自己的“四十年代”——从41岁到49岁——都献给足球了。 记者：又如何评价自己的足球“职业生涯”呢？ 郁知非：有憾无悔。 这八年做了点事情，中国足球总有人要去探索、铺路。只要我认定做一件事情，就不会在乎任何方面的压力。遗憾在于很多想法无法付诸行动了。“十强赛”后我有一个“五虎将”(范志毅、谢晖、祁宏、申思、吴承瑛五人)的宣传策划；10月养腿伤的时候也写了一些CI理念，已经印刷成册准备下发；明年准备建立申花博物馆…… 记者：在申花八年，什么事给你印象最深刻？ 郁知非：印象深刻的事很多。入行时的毅力很坚强，回想起来也有后怕。 我说一说1999年底在南斯拉夫斡旋佩得科维奇当主教练的事。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很不稳定，我去的时候一位篮球明星刚刚被害。我和佩得谈，也和其他侯选人谈。酒店里鱼龙混杂，有人拍胸脯要帮我“搞定”佩得，有人要帮我找新教练。人家当我是个大老板，我也真怕被不明不白地绑架、撕票。和佩得谈好之后，我从贝尔格莱德飞到慕尼黑。刚下飞机我就想：“再也不用环顾四周了！”心里无限轻松。 记者：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郁知非：现在还没有具体打算，先静一静再说。原先想过出国读书。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要请我去做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 至于原俱乐部的人，前不久我把队员叫到一起，要求他们：第一，对得起球迷，要有职业心；第二，对得起家庭，这是男人的责任。不要为过去的申花和我意气用事。俱乐部工作人员已经放假到海南旅游，今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离开。瞿郁明副总是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俱乐部的具体操作他更在行，我希望他早点找到归宿。 否定“国际化”很愚蠢 记者：能不能概括一下申花这八年走过的路？ 郁知非：我把申花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4年到1996年是步入职业化阶段，当时徐根宝创造了国内教练的最好成绩。1997年到现在是申花融入国际的进程。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足球融入国际也是必然。上海要是每年有5到10场申花对曼联这样的商业比赛，其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否定这个进程是愚蠢的。第三个阶段是未来的“中超时代”。 记者：能总结一下申花走国际化道路的得失吗？ 郁知非：这中间也有遗憾，就是我们的外教没有带队获得过冠军。但是风技术型打法的风格、文化已经扎根在球队中。多研究一些趋势，少研究流行。欧洲五大联赛代表足球的发展趋势，就要把它的东西嫁接过来。 至于请外籍教练，我有两个观点：第一，要勇于承担责任。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为拉扎罗尼水平差，而是我们双方没有找到切合点。第二，不轻易炒教练，坚持到年底就是财富。上赛季中佩得科维奇曾经提出过辞职，我没有准他。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他抱着我痛哭流涕，自认为毁了我的前程。申花和佩得签的是两年合同，我们请了新教练，实际上是我们违约。 申花代表一个流派 记者：有人认为申花队风格过软。 郁知非：总有人说我们没有霸气。但是有霸气的球队，除了大连还有很多，成绩却不如申花。上海人适合灵巧的打法，所以我们崇尚配合和进攻。中国足球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应该有试验田，至少申花代表一个流派。 记者：也有人说申花的后备力量准备不足。 郁知非：1998年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梯队建设的问题，并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送一支少年队到巴西训练，每年花费100万美元；二是建立了由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球员组成的中国足球学校，学生有300多人。这两支队伍里的球员几乎都是外地人才。但不论如何，我们起步的确有些晚了，那些举措的成效现在还看不到。上海的足球氛围不好跟辽宁、大连这些地方比，那里的足球人口很多，可供挑选的余地大。俱乐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俱乐部一方面不会解决太大的问题。这方面上海有很多教训。 记者：不过申花的商业业绩不错。 郁知非：是啊。1999年我们请英格兰曼联队来打商业比赛，赢利1600万元，门票收入就有1000万。2000年俱乐部把球队副冠名权和胸前广告卖给托普集团，价格是3年1000万美元，这是职业联赛的最高纪录。去年我们还把主场票务转包给华联超市公司，他们宣传“华联”是老百姓必需的，申花也要和他们一样。 记者：申花的哪些东西让你最感自豪？ 郁知非：申花创造了很多中国足球之最。首先，我们第一个实现了联赛、足协杯和超霸杯冠军的“大满贯”。其次，申花建立了世界先进的康桥训练基地，国际足联前主席阿维兰热参观这个基地后对中国足球肃然起敬。第三，我们在全国第一个建造了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俱乐部有25%的股份。我们也是第一个导入整体形象设计、文化理念的俱乐部。 中国足球是一个整体 记者：中国足球怎样迎接“中超时代”？ 郁知非：加强俱乐部之间的协商对话，制订行业规划，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事情都要做。职业足球圈要共同构筑“中国足球”的理念，构筑起一个大市场。光有大连、上海不行，大家都要做起来，而且现在的环境、时机都很好。我怀着无限眷念离开中国足球，不是对谁有好感，而是这个产业方兴未艾。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足球产业要做好自己的战略。作为俱乐部，就要全面介入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积累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电视媒体、互联网、跨国财团都要介入奥运盛宴，我们没有理由不分一杯羹。 记者：你好象很强调足球的文化理念。 郁知非：我的“脱俗”是从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的。以前也很看重一场球赛的胜负，现在我认为职业足球更大的事情在文化建设上。我现在经常考虑的是，怎样使申花足球的文化味越来越浓，而不是足球味越来越浓。人不能太功利，足球也是。 我上次去北京和阎世铎主席道别的时候也跟他说，不要拘泥于小东西。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足球是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武器，而忽略其经济和文化属性。人们从食品、住房、汽车等物品上获取的是有形产品，从足球上获得的却是承载快乐的精神产品。 (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