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媚俗的文明基石

　　我一直以来否认不了这样一种文化念头：在那些把身体语言和形体艺术作为文化表达方式的部落里，某种“真理”概念被有意无意地窝藏和保留着。这种概念似乎有一双难以被囚禁和束缚的翅膀，很容易就能飞跃诸如民族、国家、宗教、文化，诸如年龄、性别、贫富、贵贱等等人工建造的坚硬篱笆。

　　属于这一部落的成员不胜枚举，体育是其中最混蛋的佼佼者之一。那么，体育的真理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在面对这类大得吓人的问题时，我总是很愿意投机取巧，总是喜欢连滚带爬地将思维拉扯到欧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剽窃一些达·芬奇和拉斐尔，特别是与他们齐名的米开朗基罗的价值观念来装模作样。你要知道，米开朗基罗这人虽然是精美绝伦的传世雕塑《大卫》的作者，可是他的思想和生活做派却很粗俗。用现在的词语来说，他那时是一典型的“世俗“和“媚俗”之人。他当时胡乱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说：“真理就是，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

　　这定义，竟然就帮着涅槃了千年的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我为什么热爱体育尤其是足球，尤其是意大利的足球，就是因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奥林匹克和足球比赛，想像成自己文化思维中的《大卫》。我的思绪每次到了那里，也就到了体育文化和体育文明的终点和极限了。

　　在《大卫》那里，雅与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呢？按我的本意，它那里应该是没有什么啰里啰嗦的“逻辑”的，但这样说事会给人一种可疑巫师的不好印象。为此，我添足一个歪理：随着思想的不断成长和腐化，我发现，在文明发展到今天以后，哪怕是有“大雅颠峰”地位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逐渐出现了被人科学质疑的可能性，然而，米氏的“真理说”却从来不会受到神经正常的人具有足够说服力和理性意义的挑战。于是，在我看来，文明的基石和基石上的建筑的关系，就是所谓“俗”和所谓“雅”的逻辑关系。

　　认识到这一“真理”果然是一真理的思想叛乱活动，发生在我意图不明地将自己从传统作家围城里解放或流放出来的十年前。尽管晚了点，但那不能完全怪我，谁都知道，强大无比的传统文化淫威，从一开始就奴役了我们这些文化蝼蚁的心理活动和肢体惯性，比如，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拥有了“雅文化”的既得权益时，这小子一方面很忌讳再回顾曾经俗不可耐的钻营劣迹，不屑于再与流俗百姓为伍厮混，另一方面，他会浑然不觉地获得文化的阶级立场，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老鬼的庄严授权，要恬不知耻地监视、管制、镇压和拯救“俗文化”携带者。

　　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全身都是冰凉的臭汗，觉得天底下最不要脸的文化传播人就是这种六亲不认的坏蛋——吃着母亲的乳汁长大，到头来却把成天教训和歧视甚至伤害和糟蹋的对象，变成了自个也许不很“文雅”的妈妈。

　　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此刻我认为，这话之所以能让我奉为毫不含糊的真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是一句“雅”话。

　　讲到这里，我非常担心有人误会我的真实用意，错以为我在极端地煽动着俗文化对雅文化的无聊起义，而忽视了我对“雅俗共赏”的文化向往和人文省悟。在本质上，我的这种文化人格的转变，不是一个单一个体的孤立异变，它同一群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代人的大规模“叛变”有关，也可以说同一个名叫“媚俗”的新词语的“文化词格”的嬗变区别不是很大。

　　媚俗一说，实际上就是我剥茧抽丝绕了一圈的扯皮重点。我没有像“雅文化”经常要求的那样一上来就跟读者“主题先行”和“开门见山”，主要原因在上面的废话中已有所交代和暗示。这证明，我对“媚俗”的理解并非断章取义，对媒体媚俗的文明基石也还似懂非懂、心中有数。

　　（二）打开媚俗的时代背景

　　“媚俗”这个舶来语在十几年前是一个十分犀利和要命的文化贬义词，它究竟什么时候时来运转的，而且成了新的文化气候，我没有仔细琢磨过。在我的判断中，它的翻身解放和鸡犬升天，离不开经济文化的开放大势，离不开文化市场向大众文化认错和回归的历史背景。

　　与此相对应，如同“同志”改成了“先生”，土地房屋公司有了私人产权，股票当铺买办掮客卷土重来，人民币的面额结束１０元历史变得越来越大，香港澳门的５０年资本主义受到法律保护，城乡户口的约束作用江河日下，被山呼万岁的人物换成了歌星和球星，避孕套发放机公开安装在街道和校园里，出国移民有望减少审查像串门一般来去自由，孩子们天天吵着要吃麦当劳和要看麦当娜，深圳海南已经“特区不特”，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理由与计划生育无关，把足协主席长年累月当众骂得跟个小丑流氓似的却不用坐牢，满足成人自慰想头的各种淫荡的性用品购销两旺，离婚手续的简便性首次超过了结婚登记，足球彩票大张旗鼓地允许中国人合法赌博，死刑犯可以选择是挨枪子还是打一针，而性病治疗和伪造处女膜早就成了正经医院的营销项目一样，中国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也身不由己地将名字很及时地改成了“大众传媒”。

　　这就是说，“俗文化”的时代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做了“大哥”好多年了。很明显，大众传媒里的“娱乐”和“体育”，市场化的脸皮最厚，世俗化的色彩最浓，是整个大众文化市场的冲锋队和发动机。我结识的所有作家、学者、老板和官僚，只要是身上没有酸味的，１０人中有８人都自愿成为体育传媒的定期或不定期受众，理由之一是“在这里能见到人们都还活着，像人一样说话做事，像人一样拉屎撒尿”。

　　我这一年多来和体育媒体的鬼混更是形影不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使我显得比很多写字蒙人的人要健康一些本分一些。我特留意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媒体，因为他们所服务的体育文化市场是传统社会结构里的“边缘文化市场”，而我晓得，在中国，恰恰是边缘的，才是广大的。用理论点儿的调调说，由于体育的特性异常忠实地符合了人性里对“美”的最原始的要求，所以一旦介入文化市场或集市，必然会涵盖和超越三教九流的各类不同文化观念，打破文化等级制度，拆除文化阶级壁垒，使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一古脑地卷入“体育大众文化”。

　　这么一折腾，体育文化的平民趋向和大众情趣便不可动摇。如果哪家体育媒体正好也处在自身的市场化烦恼中，打心眼儿里想在乖张粗俗的文化市场上呆着，想做个明白人在体育文化消费者那里混个脸熟，它迟早会意识到，它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市场选择，无外乎下狠心犯个浑，从那个不能当饭吃的“雅文化”象牙塔中越狱而出，装也要装出一副俗人样，对人发誓说我们要转轨为一家幽默本色的推销大众文化产品的批发店或连锁店或快餐店；还要说，我们保证会彻头彻尾地去“媚俗”，去锲而不舍、挖空心思地媚俗媚俗再媚俗，将媚俗进行到底。

　　在中国体育传媒界，以整体觉悟的堕落行为高举“媚俗”标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个案，首推《南方体育》。即使最苛刻的研究者，当他知道这家年轻得就像“媒体婴儿”似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仅仅上市转悠了一年，就在全国体育报纸市场上开发和掠夺了几十万份的发行量，想不惊奇真是有点困难。

　　这是体育传媒“媚俗时代”所炮制的文化奇案。

　　（三）揭发媚俗的文化阴谋

　　我在观察那些烂熟媚俗之价值的体育媒体时，使用的不是一种主动的文化人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消费者行为，这就使我有办法识别出这些媒体对传统秩序的叛逆和嘲弄，对贩夫走卒的呵护和谄媚，对经济利益的痴迷和嗜好，对思想版图的觊觎和算计。他们对此顾不上掩饰和隐瞒，作为他们的顾客我能看得出来。

　　说得正经点，我断定：体育媒体媚俗的最大真相在于，“雅文化”里的一些叛徒正在构建着寻找和激发公众的消费欲望，然后飞快地充分地去满足这种欲望的“金元市场战略”和“文化复兴方略”。

　　支持我这样揭发的因素还在于，在得意忘形的媚俗媒体中，往往纠集着一些忍受不了矫情的文化使命感的人，他们更乐意将人文关怀的接收和传递，看成是能够与更多的俗人而不是少数雅人交流意见和交换资源；他们自己也很厌恶生硬狭隘的单向传播霸权，为之深感内疚和害臊；他们发自内心的深刻的危机感就像胆结石，终日排遣不去，十分害怕遭遇无源之水的惩罚和无人理睬的冷落；他们是一伙热衷于凑热闹、开玩笑、藏猫猫、装糊涂的人；他们并不拒绝成为消息灵通的学问家或人模狗样的评论员，但也决不排斥文化痞子或审美瘪三的角色客串；他们把道上的信义和信用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他们的职业德性和操守，反映了大多数人很是平庸的精神意志。

　　这一小撮非常媚俗的很不正统的传媒人，精明又笨拙，傲慢又卑微，冲动又懦弱，莽撞又狡猾，体面又邋遢，神秘又浅薄；有时像鬣狗，有时像狮子；有时撰文很臭美，有时写字很恶心；有时的观点惊天动地，有时的见解滥竽充数；有时爱钱如命，有时粪土骨头；有时把读者和受众哄得一愣一愣的，有时被读者和受众骗得三长两短的……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样多也一样少，他们和张三李四一样好也一样坏；他们终于弄明白自己是从哪里混出来的了，所以也不会随便忘记自己要混到哪里去了。

　　我关注这些满口“媚俗口号”的传媒新人类已有一段时间，逮着机会不把他们举报出来是说不过去的。有点意思的是，这些不守传媒江湖规矩的摩登异类所享受的吹捧，最肉麻的内容反倒来自于埋伏在雅文化高层里的同伙。我对这种情形的揭露是：闹了半天，敢情“媚俗文化”对抗和颠覆“雅文化”秩序的暴动，说穿了正是一个试图使自己成为雅文化新秩序的一部分，以谋求篡改和制造“新雅文化”的赤裸裸的文化阴谋。

　　由此，文化媚俗的市场性具有了文化风雅的革命性。

　　（四）谅解媚俗的美学风险

　　谁敢说媒体媚俗没有美学风险？不说别的，文盲和疯子都能看出来，等你把文化快餐卖久了玩油了，也就和“食不厌精”生分了。好比俄国文学沙皇所说的，“缺乏长篇小说的民族，是没有生命高度的民族。”（我估计那个缺乏思维逻辑训练的王朔就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才动心眼儿批斗起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鲁迅的）什么意思？俗套的话说，就是“精品意识”，咱们大众文化也需要有名堂、有花样的“精品”。这个问题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大众文化问题。

　　对一些过分夸大雅文化和俗文化在“文化精品”认识上的差异的名言，我是坚决不认同的。我敢于宣称，人类美学的基础性规律就同一对男女关了灯睡觉一样，那玩意儿基本上大同小异。你别不信，我早就统计过了，人类雅俗共赏的东西要远远多于雅俗冲突的东西。在中国目前的体育媒体中，即使最激进、最前卫的媚俗媒体，也不敢突破和损坏公认的“美学原则”，这伙人所有哗众取宠的美学噱头都还相当保守和克制，没有脱离建设性反动和批判的范畴，更不敢违背法理性的规则。

　　但是，我还是要提出文化警告：媒体媚俗与大众文化之间务必要维持“三尺原则”。这个社会心理学原则所建议的很科学的距离感，不妨碍想赚钱的媒体同它的受众套近乎打成一片的举动，又能有效防止媒体在文化传播的“新写实主义”方面走火入魔。一如又好看又卖钱的文艺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家又好看又赚钱的体育媒体也只能是来源于体育生活又高于体育生活。换言之，媚俗而不庸俗，是媒体不至于蜕变成“霉体”的美学疫苗。

　　中国体育的精神家园，构造于中国体育传媒所提供的文化世界中。媒体的举手投足，直接关联着体育的审美形象，也间接关联着受众的审美趣味。我在这里喝彩媚俗革命和呼唤精品意识，还因为我深深地懂得，媚俗的美学风险，就是媒体与大众之间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的某种文化矛盾。

　　此外，媒体媚俗注定将是非不断，它对待文化批评的态度和反应，也面临着到底是真媚俗还是伪媚俗的观念上的美学风险。这在我与《南方体育》的关系上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我的许多朋友看见《南方体育》刊登我的文章，总会吃上一惊，因为他们知道我曾经猛烈批评过“赤裸甲Ａ”，是作为他们印象中《南方体育》的“对立面”存在的。曾有流言说，我有段时间是《南方体育》编辑部里最不受欢迎的敌人和坏人之一。

　　事实上，我当时所依据的理念大致就是一种“美学风险”的思情产物。现在看来，我随后的批评能够勤奋地继续，是受到了他们“媚俗”回应的引诱。依照常理，这种争论不大可能进一步深入，但我没料到他们确实与“媚雅”媒体的个性很不一样。他们说理或吵架的样子十分真实，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有那么多婆妈姨舅的顾虑，对包括我在内的公开批评者实行了同样公开的反击和沟通。他们压根儿不否认宝贝疙瘩的美学风险和缺陷，只是说“脱得不好，下次改进”，乘机大肆鼓吹媚俗思潮和趣味、媚俗品位和定位，整个模样就是一“你别不把我当俗人”……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了这家媒体的媚俗本质，我相信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不去媚俗。他们的存在和表现，使我这个自以为思想极其开放的作家深感不安和汗颜，这才有机会很腻歪地思考起了关于中国体育媒体“媚俗”文化现象的枝枝蔓蔓。

　　我之后的看法可以归结为，媒体媚俗而遭遇到的“美学风险”与媒体媚俗而创造出的“美学收获”是成正比的，重要的不是对风险出现的媚俗原因进行孤立的文化拷问，而要综合评估市场吸收和消化这些美学损失的文化成本，继而达到“与时俱进”的文化谅解和合作。

　　是的，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化批评也需要媚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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