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面对宋卫平 新快报记者王星 是什么原因让宋卫平敢于站出来成为反黑斗士呢？是什么样的思想结构能够让宋卫平有勇气对抗社会的不正之风呢？而又是什么样的性格驱使宋卫平能够在复杂的过程中应对呢？正是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又一次面对宋卫平。 痛苦的抉择 宋卫平说他小的时候读过很多书，“可以说在同样年龄的人群中我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30岁或者20岁以前，我读了很多书。我还记得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读过《说岳全传》，可以说我受这些古典以及现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基本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不住在家，受家庭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书本成为我思想成熟的根基”。 从中国的传统文学当中宋卫平懂得了“独善其身”这个做人的原则，而从外国文学当中，宋卫平明白了“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这个人生生存的道理。 “也许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在最初想站出来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思考。我想得最多的是最初这些中间人甚至裁判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盟友，以往的朋友而今天我要站出来‘出卖’他们，这让我很痛苦”。在这里，独善其身对宋卫平起了作用。 宋卫平在这个时候认为陈培德对他的影响很大。“你要对你从事的事业负责，如果你不认同你现在的环境，那么你就应该站出来与它作斗争”，陈培德这样劝告宋卫平。起先宋卫平无法突破这个观念上的障碍，但几经劝说，宋卫平决定站出来。“自我突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毕竟不能出卖你的朋友是这个社会的亚原则。陈培德局长给我创造了一个好的小环境，这让我很感动。” 宋卫平玩笑地说：“以‘天安为己任’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但你翻开历史书卷，你发现更多的好人最后没有得到好的下场。在杭州哪个庙宇最大？岳庙是吧，但岳飞的下场大家也是知晓的，虽然我们江浙人对岳飞都是非常崇敬，但对出现这样的结局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历史你翻过去后就发现这是一部伤心史，曾经辉煌过的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宋卫平如此的说法正表现了自己当初想“独善其身”的理念。既然想独善其身，那么这与宋卫平最后的“同流合污”有很大差距。 “这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明知错与罪，但却无法完全抵挡名和利的吸引，有时候环境会逼迫你作出这样的事情，你想在这里立足，你就要同流合污，虽然你心里没有完全认同，但你必须接受并要去做那样的事情。认识和直接卷进去是两回事。”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裁判想想，如果我做裁判，那么我也可能是个黑哨，我也曾对阎世铎说过，如果他做裁判，他也可能是个黑哨，这是一个环境问题。就像孙葆洁在与我的电话中说，‘我在这个圈子里一个朋友都没有’，这很说明问题”。 （记者小结：宋卫平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这点不值得怀疑。在我们与他的谈话中，他严谨的语言风格让人印象很深，而且对文学方面的熟悉程度也让我们相信他读书颇多的说法。更能说明事实的是，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宋卫平曾经在党校做过5年的老师） 生活中的教益 在党校当了5年老师没有入党，这在现在想起来也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更何况在20世纪80年代。宋卫平提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我是很被动离开党校的，我1987年离开党校，当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明白工资与工作表现应该是挂钩的，而如果你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不够好的话，那么你很可能会面临没有地方领工资的局面。” 想来宋卫平在党校做老师的时候是有叛逆思想的。“当时正在讨论所有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曾经把我的理解穿插到课程中去，这难免会造成周边矛盾”。 从党校出来的宋卫平来到了珠海，在那里他进了一家电脑公司，用宋卫平的说法，这也是“被动的”。起初在电脑公司做文员的宋卫平最初的工作也是做做公司的内部刊物和报纸什么的，但几年下来他做了公司的一把手。 具体到怎样从珠海到杭州，这段历史宋卫平守口如瓶，他只是告诉你他在1994年回到杭州做房产，而接下来从1996年到2001年，绿城房地产都是在杭州排名第一。“在珠海的生活让我从一个不懂生意的人变成了一个懂生意的人”。 而回到杭州的宋卫平用他的话说是“身无分文”，甚至连回来的车船费都有困难。回到杭州的宋卫平先借到15万元，用这15万元宋卫平招到5个人，租下了办公室。随后又从朋友那里借到300万，而正是这300万成为宋卫平的启动资金。如今的宋卫平资产规模达到了20个亿，当年借宋卫平300万资金的朋友成为了宋卫平的合作伙伴。 （记者小结：宋卫平白手起家的历史他似乎不愿意与外地的记者过多透露，又或许他不想好汉不提当年勇，因为他说这些历史杭州的人都清楚。但这段历史在我们眼里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朋友对宋卫平的信任，宋卫平一帆风顺的基础等。） 为什么会选择房地产，宋卫平认为房地产不像电脑那样是科技密集型的产业，更多的，房地产是一种文化的底蕴，是一项艺术密集型的产业。 宋卫平做房地产的理念记者认为有必要介绍给大家，从中我们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宋卫平的个性。宋卫平认为房地产商应该为客户提供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自然条件。客户的周边环境对现代人是很重要的，人类已经从掠夺自然到与自然共发展，营造好的环境，有水有树，人的心境自然开朗。第二是人际环境。制造一种其乐融融的环境，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居住环境，是人的基本所求。第三个是创造一种能够解放自己的环境。在这个居住的场所中能够让个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这是生活中的一个追求。 “如果人能够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达到和谐，那么他才是最幸福的，而我想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他们。” （记者小结：思考“人”是宋卫平在他的创业中很重要的一环，一种理想主义在宋卫平的骨子里扎了很深的根基。今年刚刚45岁的宋卫平头发白了很多，绍兴嵊县出了马晓春，出了宋卫平。杭州顶级的企业家都居住在绿城的房子里，这里还有金庸大师。喜欢令狐冲的宋卫平非常仰慕金庸。而绿城最有名的玫瑰园别墅区最贵的一套房子900平方米，卖价达到了1500万，供不应求。） 一场偏执的战斗 宋卫平在30岁以前是一个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他的爱好很多，足球属于业余水平，篮球稍高于业余，围棋业余高手，乒乓球大学校队，最拿手的是桥牌。宋卫平的桥牌水平相当高，曾经与聂卫平过招，而且自己写过一本桥牌书，学生达到了几百人。热爱体育的宋卫平在党校教书时曾兼职做过两年的体育老师。 因为喜爱打桥牌而写书的人也许并不多，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宋卫平的个性。“我是个很倔强的人，从好的方面说我是执着，但从不好的方面说我是偏执。” “你应该给足球下个定义，什么是足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足球是社会公益活动，阿根廷人说足球是让孩子远离毒品与犯罪的一项运动，我认为足球是一种阳光下的运动，是一种建立在伦理道德标准上的运动。但现在足球被负面的东西所掩盖，好的东西没有展现出来，足球所带来的名与利应该是附加的，但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记者小结：正是偏执和理想化让宋卫平有了站出来的心理基础。） 昨天的宋卫平没有了前几天中的暴烈，在讨论思想的时候，他变得更深邃起来。不过由于他过快的思维，致使我们经常提问到一半的时候就被他打断，而随后他给出的答案往往就是你所需要的。宋卫平在说话的时候能够吸很多烟，在思考的时候往往将眼睛闭上，而一旦闭上眼之后，你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很美妙的词语。不再爆烈的宋卫平接受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足协的一些高官辞职是最终结果会满意吗？” “那还要看到底是谁”。 插曲：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杭州《西子小荷》杂志的小记者陈立琪前来采访宋卫平，这名只有小学5年级的小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扫黑已经半个月多了，为什么足协方面没有作出任何举动？宋卫平回答说：“原因总是有很多的，”宋卫平随后问陈立琪和她的同学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小同学说：“黑哨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否则将影响中国足球的发展，甚至影响世界足球。” (天津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