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肇／文 在跟随中国队征战十强赛的过程中，与记者们打交道最多的明星人物不是米卢，也不是郝海东，而是足协的新闻官董华。新闻官没有“新闻” 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消息灵通的同行向董华求证某些不曾公开的小道消息，他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啊，我怎么不知道？”久而久之，记者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凡是董华说不知道的事情，多半就是真的，董华的话都得反着听。比如在多哈备战中卡之战时，一位没看训练还想写“现场报道”的记者打电话问他：“听说于根伟受了伤，不能训练了？” “没有啊，我怎么不知道？”董华还是老一套。结果这位老兄当真写了一篇“于根伟因伤缺席训练”的报道发回去，但其实于根伟不但上场训练了还打进了漂亮的一球，所以他第二天又得在报上向读者辟谣、道歉。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随便理解董华的“非正式新闻”了，在中国队里面，谁的一举一动到了记者笔下都是绝好的新闻素材，唯独董华是个例外，这个新闻官，没有新闻。假新闻见多不怪 在沈阳绿岛酒店的大堂里，我曾问过董华一个很隐私性的问题：你也是记者出身，在你做记者的职业生涯中是否也曾遭遇过尴尬，问错问题或者报道出错误的新闻？ 我们那时候做新闻跟现在还不大一样，也许是因为我在杂志社工作的缘故，总之感觉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采访也比你们现在容易得多。至于出错的事情谁都会发生的，在到足协之前我做了十几年的足球记者，我不敢说自己从来没出过错误，而只能说我哪一年没出过几次错？所以后来我就干不下去了。 ——是啊，干不“下”去，您就干“上”去了？ 也不能算“上去”，我们其实现在干的是同一个工作的前后两道工序，中国队出新闻，你们记者报道新闻，而我在记者与球队之间搭一座桥，为球队与记者两方面服务。正因为是记者出身，所以有些素材失实的“假新闻”我们可以体谅，不予追究。比如有些记者看训练、比赛时没看清楚，把主力写成了替补、张三的进球安到了李四头上等等，我们相信这样写的记者不是故意要出自己的丑，所以只要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就不会予以纠正或是批评，即使有了影响，也只是证实一下而已，这种错误还是可以谅解的。 ——但是在我看来，足协对于传媒的批评可一向不是那么宽容的啊？ 批评是可以的，足协从来没有说过不容许传媒批评，但是我认为应该先有事实，后有结论。假如某场球打的不好，传媒完全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反对的是，先有结论再往里面套论据的文风。比如说小组赛期间，国家队在转场，队伍还在，国内已经有人写出了新闻，说孙继海已经离队了，这种假新闻出于什么目的很难说，但足球界与新闻界都应该反对。 还有一种，标题做的很吓人，实质内容什么都没有，为了发行量嘛，我们一般保留追究的权利。新闻敏感很重要 约董华做这个采访，他答应了四次，也食言了四次，直到第五次才得到机会。然而在我们谈话之前，有几个同行在旁边，董华还是非常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一起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有人产生这样的误解：看，董华把独家的消息告诉了跟自己熟悉的记者。那么，作为足协的新闻官，又怎样看待现在足球记者采访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的不公平呢？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只能做到一碗水平端，该告诉你的，对你是一种公平，不该告诉你的，对你还是一种公平。你认识我，可能的好处就是如果不知道训练在哪里了、不知道是公开还是封闭训练等等，打个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其实不管认识不认识，我都会告诉你。不知道我手机号码的，可能就要通过你来了解这些情况，就会有不平衡感，而这些本来就是公开的东西。不该说的，比如明天谁首发、谁上场？你问我也没用，我说了也不算。 ——你当了这么多年足球记者，对阵容、打法等等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见解啊？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心里排出自己的阵容，球迷会，记者会，我也会。但我不能跟你说，因为无论我说得准不准，都是害人害己。假如我凑巧蒙对了，你登出来，别的记者要怪我有远近亲疏，我自己也没法说清楚是怎么蒙出来的；假如我蒙错了，你登出来，读者要骂你胡说八道，主编要扣你工资奖金。所以我还是什么也不能说。 ——可是米卢在公开场合不肯说的东西，有些记者却可以问得到，这不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吗？ 这不是足球的问题，而是新闻的问题。在全世界新闻界里都存在这样的“不平等”，比如那些追拍戴安娜的狗仔队，人家付出了多少辛苦！再说米卢也不是什么都讲的，能听出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比如第一场比赛前一天，有记者问杨晨为什么没参加分组对抗，米卢说他还有点小伤，为保证明天的比赛状态，今天让他好好休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位记者还坚持问：那他明天能不能上场？这样做新闻，感觉一定会是不平等的，谁都听懂了，你还不懂，怎么能平等？为记者服务 ——伺候记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打十强赛，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在外国人面前，中国足球队代表中国，中国记者与足协工作人员也同样代表中国。宣传中国足球是记者的工作，也是新闻官的工作。有了马什喀特和多哈的教训，后来到阿布扎比，起初上网也还是不行，我们就去找来专家，调整好线路后，专门用中文写清楚上网方式、有问题到哪个房间找什么人等等。南勇、朱和元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记者上网怎么样？”他们对记者的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关心的。当时战争已经逼近了，民航也停飞了，南勇跟记者们表示说：“第一，请大家安心、踏实工作。第二，使馆、祖国、中旅、足协都在积极努力解决问题。即使最后真的走不了，球队先回去，我留下来陪你们！” 这是南勇的原话，董华严肃地重复着，想必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足协也在学习职业化 这次十强赛，中国足球可以说是获得了全面的丰收。球队出线，自是不必说了；球迷出了一口恶气，明年世界杯可以看自己的主队了，更是欢天喜地；传媒借着十强赛的东风，发行量与收视率也都在节节高升；那么中国足协收获了什么呢？从董华这个新闻官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大家在谈到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时，总是把球员的职业化、俱乐部的职业化与联赛的职业化当成了问题的重点，其实，足协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职业化转变职责的过程。在职业化之前，中国足球主要是圈里的专业人士在搞，而现在，足球是一项全社会多要素共同参与的项目。在推动足球发展的力量多样化之后，业内人士也在改革中不断改革、前进、调整、适应。 ——你认为导致新闻官角色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足球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求足协顺应时代的要求，产生与新闻界专门的沟通与服务的机构，这一点，我的前任冯剑明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我只是接着他打下的基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至于设置新闻办的初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体现了足协领导对职业足球正规化、程序化的一种认识，另一个是体现了袁伟民关于足协和媒体是一家人的观点与时代的要求。 ——请试举例说明之？ 比如十强赛开始之前，国家队的人选在传媒中有许多个版本，大家都在猜、在问，等阵容真的出来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上的体育新闻向全国公开，没有必要掖着藏着嘛。足协领导多次交代我，只要不影响队伍正常生活、训练，要尽量满足新闻界的要求。比如国家队主教练训练后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现在就已经形成了制度化。 ——可是关于技战术问题米卢什么也不说啊？ 这正是米卢职业的地方，他非常配合我的工作。米卢说，作为一个职业教练我有义务去面对记者，无论说什么我也得说。即使在米卢离开期间，沈祥福也一天不缺地去出席。米卢的职业精神对中国足球也是一种促进，足协也在学习职业化，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个过场比结果更有意义。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由于大堂里混进了太多的球迷，捧着本子、抱着足球在等待国脚签字，绿岛酒店的保安开始清场，我们与董华在一起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还是老老实实地出来了。在训练场的球门后席地而坐，董华感慨说，这是他在十强赛开始以来最清静的一个上午。话音未落，一个球迷送给他一份当天出版的专业报纸、一些球迷找他签字、合影……同行说，还清静呢！董华的话都得反着听。 刚刚走开的董华可能听见了，边走边回头解释：没有啊！我怎么不知道？ (体育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