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出生的特鲁西埃比米卢小１１岁，江湖辈分比米卢低，也没有米卢名气大资历深，但是他比米卢“正规”和“正经”。特鲁西埃是富有文化内涵的法国人，善于思考问题和有的放矢，不喜欢随心所欲地“耍魔术”和蛮干。他有很好的仪表和口才，关注球员的心理活动甚于他们的生理反应。他从１９９３年起先后在非洲五个国家及当地俱乐部执教，屡屡以弱胜强，被非洲人称为“白巫师”。他和其他“正宗”法国籍教练一样，足球理论知识很扎实，社会文化知识也不贫乏。他给日本人带来了对足球战略、战术和技术的全新理解。日本球员评价他说：“他教会我们用脑子分析对手，用战术信念踢球，任何情况下不要失去战术信念。” 特鲁西埃说：“我不会让队员放任自流。我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战术，说服他们依靠战术来踢球。”特鲁西埃在国际足坛上没有如雷贯耳的名望，在日本的四年里深受批判和抵制，常常与媒体关系紧张。他曾在寓所前与记者口角，恼怒中把１００００日元钞票塞进记者衣袋，由此受到舆论谴责和日本足协警告。他对法新社记者诉苦说，日本没有足球文化，日本人怀疑一切，不懂得怎样欣赏足球，如果我率队大胜马尔代夫他们会把我捧上天，如果我没能战胜法国他们就会轰我滚蛋，全然不看对手是谁和比赛质量。 文化隔阂反倒促使特鲁西埃我行我素。他在一本名为《情注足球》（ＰＡＳＳＩＯＮ）的书里表示，文化的差异、媒体的攻击让他心烦意乱，但有一点他什么时候都铭记在心：赛场才是足球教练真正的表演舞台。特鲁西埃兼任日本国奥队教练，穷一年之功调教出一大批少年老成、进步惊人的青年军，陆续夺得１９９９年世青赛亚军、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８强、黎巴嫩亚洲杯冠军和去年的洲际杯亚军，震惊世界，轰动一时。他强行统一了国奥队和国家队的技战术风格，为日本足球的“世界杯工程”及其未来发展培养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战术理论保障系统。日本球评家感叹地说，特鲁西埃把未来十年的事都给做了，请他来是物超所值。 在关注特鲁西埃几年后，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他比米卢成功的地方在于，使日本足球保持了“战术稳定和风格连贯的发展”。他的日常训练科目围绕三点展开：一，从不疏忽和中断基础技术训练；二，循循善诱或者不惜咆哮训斥，以使每一个而不是某几个队员全面接受和领会球队的战术思想，谁不明白或执行不力就清理出国家队；三，坚持与世界级强队交手，以赛代练，快速积累球队实战经验，哪怕以０比５败于法国队险些导致他下课。特鲁西埃的“足球哲学”是地道的欧洲思维：在比赛中，战术因素占六成，个人能力占三成，运气因素只占极小的比重。所以，在敢想敢干、整肃军纪、强调战术和深谋远虑方面，米卢的所作所为逊色于特鲁西埃。米卢本人也多次坦承：“日本队的打法是亚洲最好的。”米卢用兵过分迷信“运气”，赌徒心理强烈，赌得过就成仙，赌不过就拉倒，他常常把球队实力建立在“非战术”因素上。 当然，与米卢和希丁克不同，特鲁西埃在温格举荐下于１９９８年８月就出任日本队主教练一职，任职时间比两者要长一倍。再有，身兼两职的特鲁西埃多了张“青年军”底牌，他对日本青年球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征调最优秀的新兵入伍。特鲁西埃戏言：“如果继续执教各个国家的国家队，我将成为第二个博拉·米卢蒂诺维奇。”这表明他尊重米卢的神奇经历，同时还暗指，他的训练理论和方法更适合目前的世界足球发展潮流。 希丁克：打好地基再建大楼 同希丁克对比，米卢的劣势更为突出。希丁克出生于１９４６年，和米卢是同辈人，在国际足坛享有米卢无法比肩的声望。他年轻时是荷兰国脚，从教后不仅担任过世界劲旅荷兰国家队主教练，还执掌过欧洲许多豪门俱乐部教鞭，譬如荷兰埃因霍温、西班牙瓦伦西亚、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等。１９９８年世界杯，希丁克率领荷兰队晋级４强，此次又指挥韩国队一路血战，连克数支欧洲豪强杀入４强。在世界杯历史上，同一名教练统率两支不同的国家队打进半决赛，这还是第一次。希丁克的大师风采可谓冠盖群雄。 １８个月前，毛遂自荐的希丁克出任韩国队主帅。他承诺：“我保证把我的足球知识、执教经验传授给韩国队，并把韩国队带到距离世界级水平相当接近的层次。”他果然说到做到。韩国人是个性情孤傲的民族，在足球发展上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国家队帅位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希丁克的入主在韩国足球史上开了“外帅”执教的先河。和米卢在中国、特鲁西埃在日本一样，他在韩国同样遭遇到激烈的文化冲突。他说：“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不会退缩。在足球观念上需要改变的是韩国人而不是我。”希丁克以强人作风要求韩国足协“绝对放权”，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组建一个由他指定人选的教练班子，他不允许其他人插手球员选拔和战术制定事务，与什么样的球队进行热身比赛，也必须由他说了算。韩国足协满足了他独揽大权的要求。 米卢在中国的执教方式，被郝海东比喻成“拎个包就来了”，意思是米卢像个跑江湖的“皮包公司”。郝的话虽然有点刻薄，但也算是一句真话。希丁克的做法与米卢不同，他带来了一个完整的高级助手班子，由四名荷兰专家组成，均非等闲之辈。第一助教皮姆曾任荷兰费耶诺德队主教练和埃因霍温队技术总监，主要负责对韩国队员进行基本技术和战术组合的训练。第二助教雷蒙曾任荷兰国家队助教，主理“体能培训、监测、调整和管理”。第三助教充当皮姆和雷蒙两大训练体系之间的协调者、支援者。还有一人借助于专业电脑软件等技术设备负责“情报调研”和“技术分析”。简言之，希丁克是以管理“大公司”的理念、思路、手段进驻韩国队的，他酷似一个职业经理人或ＣＥＯ，与之相比，米卢确实像一个开小店的个体户。 米卢虽然也临时邀请过南斯拉夫人德拉甘短期客串中国队的体能教练，胡里奥也像是米卢的某种私人助理，但他们不是“临时工”就是“身份不明”，外界搞不清楚他们的职责和名分。这些人的时隐时现，看上去更像是喜欢呼朋唤友的米卢一时心血来潮，信手“抓公差”。再如，希丁克并不因为自己是“大学教授”，就不去过问韩国队在基本技术上的ＡＢＣ。韩国队日常训练的主要内容，离不开在高对抗中的基本传接球、射门、铲球练习。希丁克使人们相信，即便是成年人，只要正确训练，基本技术也是可以迅速提高的。米卢的“成年球员技术特点已定型，无法改正他们的不良习惯”的观点，看来经不起严格推敲。 还有，在球队体力耐力的训练上，米卢的行径在希丁克面前不仅无颜相对，简直就是寒碜和出丑。希丁克认为，亚洲球队（韩国、日本、中国、沙特）的技术水平已达到欧洲一流球队的７０－８０％，但战术水平只达到对方的６０％，而体能水平不到对方的５０％。他的观点与特鲁西埃的见解大同小异。希丁克对韩国队实行的体能训练可以用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来形容，这方面的介绍现在满大街都是，看后叫人百感交集。人们普遍认为，韩国队正是凭借压倒性的体能优势，保障了自己的技战术发挥，同时遏止和消解了对手的技战术优势，因而获得了一系列“世界杯大捷”。限于篇幅，也源于回想起中国队邋里邋遢的“体能训练”便深感绝望的心情，这方面的对比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在几乎相似的时间和条件下，希丁克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西瓜，而米卢是黑灯瞎火地捡了粒芝麻。希丁克通过严密的计划和严整的磨练，将韩国队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大有“蚕蛹化蝶”的大千气象。把世界杯上的中韩两队放在一起比较，即使最拥护米卢的人也得承认：米卢相形见绌。当希丁克以强劲的赛车动力驱使韩国队在康庄大道上飞驰，“老牛拖破车”的米卢却拨拉着中国队在暮色中的乡间小道上越走越远，直至走到了失败灭亡的尽头。 引言之三： 以成功学“心态、目标、行动”三元法则来检验米卢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功过得失，我们发现，他只能获得略高于１／３的分数。我们检讨失败，不是为了诋毁失败者的人格，也不是为了发泄因为失败而滋生的愤怒和痛苦。说到底，是为了在“米卢废墟”里寻找一些对中国足球的将来有所启示的东西。 “态度决定一切”来源于成功学 将“态度决定一切”当作米卢“语录”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论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观点 如果有人问：中国人最喜欢米卢的什么？ 估计很多人会回答：喜欢他的为人善良和风趣乐观的人生态度。 米卢刚来中国不久我便注意到，他的许多言谈举止是“ＰＭＡ”（积极心态）式的。有一次看报道得知，他随身揣着本名为“领导者艺术”的书，有空就捧起来阅读和抄写。我不知他读的是“励志大师”卡耐基版本的《领导人艺术》，还是“成功学”鼻祖拿破仑·希尔博士的《领导者艺术》。后来听到他说出“态度决定一切”等几个成功学方面的专有名词，还听说他在“十强赛”期间通过播放“励志影片”来激发球员的心理能量，我猜测，他也许对“成功学”是有所了解的。我在多年前接触和研究过“成功学”，对这门起源于美国的思维科学并不陌生。我觉得从这一角度“评判”米卢能得出一些新的感受。 将“态度决定一切”当作米氏“语录”，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论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观点。在卡耐基、拿破仑·希尔、安东尼·罗宾等成功学专家的著述中，“态度决定成败”、“态度影响一切”、“态度和心态决定一切”的说法，比比皆是。拿破仑·希尔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有篇对美国商界名流发表的演讲稿，标题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安东尼·罗宾是这一学科的后起之秀，他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经常对来自美国ＮＢＡ、橄榄球和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潜能培训”。纽约尼克斯队前教练赖里（ＰａｔＲｉｌｅｙ）曾称赞他说：“冠军永远属于那些不断进步并且保持巅峰状态的人，安东尼·罗宾是各行各业巅峰战士的终极教练。” 美国体育界的多数竞技明星都接受过程度不同的成功学教育，甚至作为必备的心理训练课程。埃里克森在英格兰队实行的那些使英国球员满怀自信的“心理调节法”，斯科拉里给巴西球员播放本队精彩射门集锦录像的“心理激励法”，都与成功学“积极暗示”理论吻合。米卢在中国队身上尝试使用的“心理训练”，虽然不够精细和系统，但仍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他在“十强赛”的一些比赛前，用《热血强人》这部激动人心的体育题材影片向中国队队员暗示“团结、进取、信任、胜利”的意义，是一种很成功的心理动员和“潜能刺激”，被人们津津乐道。 成功学的定义是：“研究社会主体——也就是人——在人生创造性的活动中，如何实现目标，如何达到目的。”换种说法就是，这是一门研究成功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应用科学。成功学有个“三元法则”，类似于指导成功发生的三部曲。简单地说，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保持ＰＭＡ（积极心态），拒绝ＮＭＡ（消极心态）。意为积极面对人生，积极面对世界，积极面对困难。相信自己是最好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潜力无穷的。成功学认为，没有ＰＭＡ，做任何事都将一事无成。第二，行事之前必须设立目标。有了目标才能避免无的放矢。这种目标设立要契合三点要求：１，远大的、长远的目标；２，明确的、具体的目标；３，可行的、现实的目标。第三，全力以赴地采取行动。所谓“心动不如行动”，有了积极心态和既定目标后，必须高效率地行动起来。没有勤奋、扎实的行动，“成功”无从谈起。 从中看得出来，米卢的性格天性和精神面貌基本上是“ＰＭＡ”的，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在其后的“目标管理”和“行动效率”两个指标上，他的“考分”是不及格的。之所以要使他同施拉普纳、霍顿、特鲁西埃、希丁克这四人进行对比，目的正在于此——米卢缺乏目标使命，缺乏行动效率。 “快乐足球”不应被夸大 米卢如同一只在弱肉强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绵羊——由一只绵羊牵领着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风的食草动物。中国队充当了供人饕餮的那类生物链成员和可怜的祭物。末了，还要让中国球迷承认，这是一种“快乐” 如今想来，我们在世界杯前对米卢的判断出现了几大误差。最具普遍性的“误判”有两点：其一，误以为他高举“快乐足球”大旗是一种精神训练法或者心理战术，以为是提高战斗力的一种文化手段。当中国队在世界杯里一触即溃、三战皆北，像腹泻似的迅速被淘汰后，听到米卢仍在发表“中国队不应该为失败遗憾，别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能见见世面已经足以使他们快乐”之类的言论，我感到他把“快乐”一词给弄得变形了。这种话就像“一个孕妇不应该为孩子流产难过，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生孩子，能体验一下做母亲的感觉就是快乐的”一样，让人听着不是个滋味。这个“快乐”口号一度是一个虚无缥缈又使人不容易反驳的概念，此刻将之夸大其辞，则好像成了米卢全身而退的漂亮借口和挡箭牌。无论如何，把“兵败”与“快乐”搅拌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有玩弄概念之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米卢备战和用兵上的“吊儿郎当”，除了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也存在态度上的问题——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他这种仿佛“你我他都没有责任，责任在上帝身上”的草率态度，决定了他的草率行为，也决定了中国队草率失败的命运结局。 其二，在世界杯已经迫在眉睫的热身赛上，米卢调兵遣将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中国队的“主力阵容”始终模糊不清。当时，我们以为这是他的“疑兵之计”，以为是他故意摆下迷魂阵迷惑对手，以防军情泄密。不料，在对阵哥斯达黎加的世界杯第一战，中国队的主力阵容根本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最强配备”，恰恰充斥着米卢在热身赛里举棋不定地考察和试验的那些失误频繁的生手。到了与巴西的第二战，他再次换上另一些慌里慌张的新手上阵。与土耳其的最后一战，他居然又换了一批疏于配合和磨合的新面孔。对比一下世界杯其他３１支球队，我们有权发问：有哪一国的球队像中国队这样，非要把自己的阵容折腾得如此动荡不安、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不伦不类？有哪一名教练像米卢一样，在三场比赛里分别使用三组不同的人马去冒险？……推陈出新不是这么个推法和出法，变阵赌博也不是这么个变法和赌法。这种“亡命徒”一般的捣鼓，太离谱太剧烈太轻率，想想就让人痛心。“凡举兵，须牢车健马，不可无谓击之”，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朴素的一种战争观了。可惜，米卢对此既不理解，也不在乎。 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这样狼藉一片地结束了。中国足球的“米卢时代”，也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打个比方说，米卢在本届世界杯里的形象，如同一只在弱肉强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绵羊———由一只绵羊牵领着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风的食草动物。中国队就这样充当了供人饕餮的那类生物链成员和可怜的祭物。末了，还要让中国球迷承认，这是一种“快乐”。 我们通过米卢来说事，仅仅触及了“中国足球发展问题”的枝节之一。只要中国足球的失败改变不了可悲的“宿命性”，它便没有在世界杯舞台上扬眉吐气的一天。如果第二个第三个第Ｎ个“米卢”式的人物在将来参与中国足球的建设，中国足球管理者就应该设法预防以上“赌博”式的亡命游戏，这是攸关成败、不可不察的一件“国之大事”。我们相信成功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也相信失败的发生和发展同样是有规律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记得拿破仑·希尔说过：“失败不是一种罪恶，只是尚未成功而已”——这是我们对中国足球最违心也是最衷心的祝愿。 杨杰 （完） 宿命 态度 近邻的质疑-中国队兵败之米卢反思篇(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