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韩日世界杯尘埃落定，一切都成为历史。只要是中国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队，但在官方的有关总结尚未公布之前，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糟糕表现，犹如一块谁也不愿触动的伤疤，在球迷的心中静静地结痂。不过，作为一块历史疤痕，却是圈内圈外人最终不可回避的，尤其是时至此刻，中国足球到了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对这块伤疤讳莫如深，还不如痛定思痛。 足球作家杨杰是最早冷静下来、试图用自己的观察和积累来评估这一历史事件的球迷之一。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观点也许有点偏激；作为一个评论者，他掌握的材料未尽全面；但我们不能不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作为一个球迷，他是比较清醒的。此刻，他选择米卢作为切入口之一，来思考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得和失，自然有他的理由。也许他没有涉及米卢的执教环境，也没有对米卢的执教对象作太深入的分析，但是，他鲜明的观点和旁征博引，很能诱发每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进行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认为他对米卢责之过甚，你也可以认为他看问题过于孤立……但最可贵的是，在他这里没有为了宣泄而宣泄的谩骂，没有那种小资式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浮躁。而且杨杰说，这不过是他的系列文章之一。 引言之一： 中国足球兵败韩日世界杯，宿命色彩比博命意义要大得多。米卢之败，是老江湖迷了路，亡命特性也比薄命情调大得多。兵败之后反思失败，是人之本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和困境下的条件反射。由于中国足球俨然是“失败”代名词，它的每一次新失败大都是对以往旧失败的简单重复，对这座文化闹市里巨大的“痰盂”进行全面的学术性反思，价值存疑，也缺乏正经为文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如果在“足协应承担什么责任”、“球员应承担什么责任”、“教练应承担什么责任”、“社会和文化应承担什么责任”里进行选择，我们更愿意把“米卢之迷路”作为一个批判反思的案例。 因为米卢的到来，我们开始接近一个脱离现实的美梦；因为米卢的迷路，迷失了一个超越梦想的机会；因为米卢的离去，我们不得不打扫梦想破灭后散落于眼前的一地碎片。于是，我们需要说一说这个人，这个在世界杯上“快乐”地带领中国队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足球浪人。 兵败宿命之于米卢 他率中国队实现了４４年来首次参赛世界杯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对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令人失望。 韩国似乎不是中国体育的福地。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誓师出征，结果由“雄心勃勃”而“兵败汉城”，使出吃奶力气才摘下区区５枚金牌。此事被中国体育界视为“中国当代奥运史的奇耻大辱”。不少同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沮丧地宣泄了“汉城奥运会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民族自尊心”的社会情绪。高丰文指挥的中国男足也参加了那届奥运会，０比３负西德、０比２负瑞典、０比０平突尼斯，只积一分，三场球一球未进。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队是“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 １４年来，这句话像刺在中国足球面皮上的“刑徵”，历久弥新，及至２００２年韩日世界杯，索性成了中国足球的一种“宿命标记”———三战三败，一分未得；０比２败于哥斯达黎加、０比４败于巴西、０比３败于土耳其，净失９球；战前制定的“三个一工程”无一落实；没有给世界杯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对手的尊重，也没有向世人传达多少有关中国的积极信息。 这种结局，是我们事先想过的所有结局中，最糟糕的一种。这种失败，是最失败的一种失败。跑龙套的中国队留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真实印记，由这样一些关键词组成：无能低效，幼稚羸弱，僵硬笨拙，迟缓乏力，攻不能克，固非金汤，“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对这种严酷的惨败事实，我们不必去遮掩，也不必顾左右而讳言。 在米卢个人多达五次的世界杯经历中，如此全军覆没是唯一的一次。他个人的失败成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中国足球“兵败韩国”的一部分，一个不可或缺又回避不了的部分。中国足球的失败总是无比复杂的，不仅与个体和局部因素有关，也往往与整体和全局因素相连，原由罄竹难书，又仿佛路人皆知。对于米卢，中国人已经在“十强赛”时把神化和宠爱他的言行做到了极致，做成了一种“图腾”，那段尚未风干的岁月和感情是真实的，就让我们收藏在心里吧。兵家大势，胜负无常，胜有胜的逻辑，负有负的理由，为胜利享受荣誉与为失败承担责任，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指挥打仗的人，在“战争失利”面前是不可能毫发无损又溜之大吉的。想当初，我们自愿选择这个名叫米卢（实际上应为博拉）的“神奇教练”，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将分享他的某些神秘的成功，也将随时承受他的某些奇异的失败。 史学界相信，评价前人的重要标准，是要评估他们是否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是否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用这个标准衡量米卢，一方面，他率领中国队实现了４４年来首次参与世界杯的梦想，打了几场经典胜仗，堪称一段佳话。另一方面，他对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又微不足道，令人心寒失望。中国队的世界杯大败，比赛结果是一回事，比赛过程是另一回事。即使抛开结果不谈，我们从中国队三场比赛的过程来看，“米氏战法”在战略、战术和技术方面全方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换言之，米卢对中国足球的实际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他没能在中国足球的“革命”和“面包”之间建立和谐而可靠的辩证关系。 我们都不否认，米卢是个好人，一个不拘小节、幽默浪漫的人，一个有着传奇经历和顽皮性格的足球名人。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凝视他渐次萎缩远去的背影时，心情是患得患失的。中国队阵亡于本届世界杯后，不少有识之士坚持一种观点：评价米卢的失败，应着眼于评价他的执教能力和用兵政策，而不应纠缠于他的私人生活和广告生意。 我赞同这种就事论事的评论观点！ 引言之二：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此理天经地义。战败后，中国队方面若将兵败的全部责任推到米卢头上，这是不对的；反之，米卢若将兵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中国队方面，这也是不对的。剖析米卢的兵败，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俗语说，“个比个，看出高低；人比人，分出好坏”。在可比范围内，以下四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客观认识米卢的参照物。米卢的两个前任 三位洋教头像三个医路迥异的大夫，分别在中国足球身上开了一刀，留下三块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纵向对比米卢同中国队前两个外教施拉普纳和霍顿的不同，对了解中国队这十年来断裂扭曲的技战术演变状况极有必要。在带兵方面，相比于施拉普纳豹子式的刚武粗犷，米卢像一只温和软弱的绵羊；相比于霍顿绅士般的儒雅刻板，米卢像一个自由散漫的游医。他的为人和执教风格同这两人大相径庭，彼此的兼容性和衔接性很差。这三人像三个医路迥异的大夫，分别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中国足球身上开了一刀，留下三块看上去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施拉普纳：米卢并不神奇 施拉普纳１９９２年的上任，拉开了中国足球“洋务运动”大幕。其背景是，德国足球１９９０年在意大利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威望如日中天，心怀敬仰的中国足球界很乐意无条件接受德国人的帮助和教育。施拉普纳是一名比较强硬的教头，他藐视中国队在亚洲的所有对手，要求中国队队员要有“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进攻进攻再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进攻就是最好的足球”。谁要是在球场上贪生怕死或贻误战机，施拉普纳会暴跳如雷。他的治军风格拒绝一切形式的“柔弱”，很有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味道。他最大的劣势在于，中国在那时还没有正规的职业联赛，“专业足球”难以给他提供优良的建队环境和富饶的作战资源。他被迫挑选近１００名球员进出国家队“赶集”，亦属无奈。 强悍的施拉普纳使中国队体能充沛，身体对抗能力大大增强。他的队伍里云集着一批横行霸道的“男子汉”，把前场“斜传高吊”作为常规性攻击手段，把后场“大造越位”作为依赖性防守手段，踢的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攻势足球”。施家军进攻时节约了不少时间，中后场防御工事的构建却始终不成功，是支头重脚轻的畸形队伍。施拉普纳“如果不知往哪踢，就把球往球门里踢”的名言，作为煽动进攻的诙谐口号是有趣的，实际指导意义却像“不知往哪爬，就往珠穆朗玛峰上爬”一样空洞。施家军明显攻强守弱和欺软怕硬，可以大比分战胜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和约旦，也可以０比１分别负于武装民兵也门和伊拉克。 去年十强赛后，施拉普纳指出：“米卢并不神奇，中国队的技术水平与８年前（１９９３年）相比没有提高。如果让他在那一年带领中国队，一样会摔得很惨。当时中国足球残缺、非职业化，球员素质和接受能力低下。我像一个孤独的拓荒者。”施拉普纳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客观的，尽管这不能掩盖他既没有使中国队技术脱胎，也没有使中国队战术换骨，而且还犯了“冒进自大”战略错误的事实。 米卢出身于“欧洲拉丁派”的南斯拉夫足球圈，观念里的“技术美学成分”似乎要比德国人多。米卢信奉“技术足球”，重视对球的控制，训练方法“寓教于乐”，也不反对球员在生活和比赛中的即兴表演及个性释放。照理说，在这样的“老顽童”调教下，中国队即使成绩不佳，至少“技术水平”应该大有长进。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光是施拉普纳，国内外无数权威专家都曾异口同声地批评米家军“技术粗糙”、“技术是最大软肋”、“技术尚不如从前”等等。而在体能和作风方面，米家军则远不如施家军。 霍顿：米卢阵容不稳 霍顿对中国足球的积极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他使中国队球员懂得了服从“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使个人英雄主义尽可能融汇到集体英雄主义中。做过球员、教练又身为国际足联讲师的霍顿，称得上腹有经纶，有着出色的理论阐述水平，著有《足球》、《怎样踢足球》、《足球的组织和领导》等专业著作。他十分系统地将“阵型结构”的基本常识，以及与之对应的整体攻防概念灌输到中国国脚的大脑中。在他手上，中国队的“战术素养”进步了一大截，逐渐抛弃了“游击战”习气，攻防的“稳定性”有口皆碑，很少像以往那样大输大赢、大起大落。霍顿用人以“阵型”度才，并不苛求人人都是“多面手”。他喜欢守纪律和有自信的战士，首先强调个人职责的明确，之后再强化点与点、线与线的紧密协作。同英国足球理念一致，霍顿不主张过多的中场过渡，追求快速简练的推进，坚持平行站位，反对擅离职守。他感觉到“在中国足球的环境里怀疑气氛太重，中国球员缺乏信心”，“宁可找弱队练兵，以提高球员自信心”。 尽管霍顿用兵有点削足就履和刻舟求剑，然而，霍家军确实让对手很难轻易冲散或打垮。准确地说，霍顿的打法让人一目了然，与施拉普纳休克疗法的“攻势足球”、中国版本的“防守反击”都不同，他更讲究“整体平衡”。如果说霍顿给中国足球留下了某些好东西，其贡献差不多全都在“战术思想”方面。 米卢的理论水平不及霍顿。米卢曾言：“我从来不公开谈论足球技战术问题。”实际上，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最大的缺陷。他给人一种“不出手就是高手”的错觉，似乎不屑于纸上谈兵，可是从郝海东、孙继海、李明和一些中方教练组成员的言谈，包括记者李响对他大量言行的记录和“解密”的国家队有关会议资料中，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察觉到，米卢做事情凭感觉、凭经验，随意性大。他不善于讲解战术和传授理论，不善于系统地制定训练计划。他更习惯于“身教重于言教”，习惯于“身体力行”，每每以年近六十岁的高龄满头大汗地参加球队分组对抗和教学比赛。对现代足球来说，主教练事必躬亲到这种地步，未必是值得歌颂的好事，反倒证明，这是一名欠缺管理智慧的指挥官治军思想不先进，带兵效率不高，用身体资本弥补理论弱点的老套做法。 米家军“缺乏学术气氛”和“庙算不明”是众所周知的（所谓“庙算”，指的是古代出师征战前，在庙堂或帷幄中商议谋划作战方略的一种程序）。孙子在《始计篇》里讲得很透彻：“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借助于孙子的这句话，无非是批评中国队的两个方面：一是此次兵发世界杯，我们的“战争准备”既不严谨也不充分，对于“为何而战”的严肃命题，从上到下都以一句儿童戏言“快乐足球”搪塞之，未战先怯，未进先退，几乎是一次“玩忽职守”的杰作；二是米卢没能为中国队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清晰稳定的战术体系。从“军官”到“士兵”，普遍对“如何而战”漠漠然和懵懵然，教练有意无意装疯卖傻，球员一问三不知。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主力球员能够熟练表达“米氏战法”的一二三四。这是最致命的兵败硬伤。这样一支思想苍白、理论贫乏、纲领空虚、战术浑浊的球队，在本质上难以脱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低层次竞技窠臼。中国队依靠低水平的战术组织和技术能力去征服亚洲足球的鹿砦也许问题不大，企图靠近世界足球的城堡和宫殿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笔者在《战术如儿戏》一文里论述过：“两军交战勇者胜的大前提，不在于士兵的耍蛮力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在于他们的勇猛要符合一个合理的战术体系。这种体系，不能让组成这种体系的人懵懂不知，也不能让研究这种体系的人一头雾水”，“明白无误的战术打法是团队战斗力的支柱，个人的创造力需要好战术的鼓励。当一支球队大部分成员不知‘如何而战’，它的所有战术制定者和指挥者就是绝对不称职的。中国队甚至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主力阵容，从热身赛到世界杯三场球，每一仗都弄出一种生疏别扭的‘新班子’，人员的无聊更换走马灯似的频繁，战术面貌的一切都形如儿戏，输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我认为米卢是个经验丰富的营连长，或者和蔼可亲的师团长，却不是适合统率千军万马纵横捭阖的大将军。他多年来流浪于世界足坛的二三流领域，无法执掌一流国家队的教鞭，也无法入主一流俱乐部的帅帐，根本原因多半正在于此。 霍顿的理论等级放在国际足坛比量，顶多处在二流档次，即便如此，米卢在理论修养上也达不到霍顿的级别。正如现代战争已进入立体化“高科技战争”阶段，一名杰出的指挥官不仅需要基层作战经验，更需要高级战略理论和先进战术知识一样，米卢在这些方面力有不逮，显见落伍了。他甚至不会使用电脑，不会上网，来中国后才认识数码相机。他获取、储存和交换信息的手段很原始，逡巡于一个不透明的私人朋友圈里交流“天知道是否有用”的情报，始终不能置身于“技战术信息”最前沿，遑论像英格兰、巴西、法国、阿根廷、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的国家队主帅那样，娴熟地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高效训练和管理、进行精密的战术模拟和体能监控。 古语曰：“兵贵勇，将贵谋。兵之勇，得于将之谋。”所谓“谋”，指的正是统领三军的“理论谋略”，这种能力岂是嘻嘻哈哈的“小聪明”可以胡乱担待的？诸葛亮早有明论：“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可施其事。”（《便宜十六策》）孔明这番话反过来说就是：没有理论水平的将领，打不了大胜仗，成不了大气候。 霍顿是因为他兼任主教练的国奥队没能进军悉尼奥运会而被解职的，他在国家队的战绩并不糟糕。霍顿极少评议米卢，直到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几天，看了中国队与泰国队、乌拉圭队、荷兰埃因霍温队、葡萄牙队的几场热身赛后，才憋不住撰文指出，中国队应该保障主力阵容的上场热身时间，因为尽快使主力阵容稳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由此而见，霍顿对米卢临战前的“儿戏做法”很不苟同。 米卢的两个近邻旁任 当希丁克和特鲁西埃争分夺秒进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艰苦练兵时，米卢却悠闲散慢进行着和风细雨的戏耍和玩乐，并美其名曰“快乐足球” 横向对比米卢的两个近邻“旁任”———日本队教练特鲁西埃和韩国队教练希丁克的不同，使我们更直观地体察到米卢的用兵失策和尴尬。这三人在上届法国世界杯就不期而遇：希丁克是荷兰队主帅，米卢是尼日利亚队主帅，特鲁西埃是南非队主帅。本届世界杯，三人又分别带领东亚三队参战，做派、成绩、际遇是云泥有别。 三人帐下的东亚中日韩三队，实力原本在伯仲之间。由于韩日是联办世界杯的东道主，特鲁西埃和希丁克两人显然压力巨大，同时也胸怀大志，他们的任职合同、带兵方略和出兵誓言中，都包含着立志突破极限、改写历史的远大目标。米卢虽然也想再创奇迹，但因为“任务压力”相对很小，“作战目标”低得不能再低，便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自己及中国队的“高标准严要求”。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对于首次打进世界杯的中国队，能参赛就如同夺取世界杯了。”这句妇孺皆知的话，往好里说是“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往坏里说就是“不求上进不思进取”。清人陈谵然在《寤言》中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米卢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了“鸿鹄之志”与“燕雀之心”的天壤之别，中日韩三队在战备工作的所有环节上，在球队竞争力、战斗力的质变和量变上，在对“为何而战”和“如何而战”两大战争要素的理解上，产生了根本性、决定性的差异和差距。当希丁克和特鲁西埃全神贯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艰苦练兵和辛勤备战时，米卢却心不在焉、悠闲散慢、杂乱无章地进行着和风细雨的戏耍和玩乐，并美其名曰：“快乐足球”。这种反差强烈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世界杯扑面而来。难怪在世界杯前有些长期采访中国队的记者忧心如焚地质问：韩日两国在磨刀霍霍，中国队却在莺歌燕舞，我们参加世界杯是去打仗还是去旅游？是去作战还是去鬼混？ 米卢的“战备松懈”，是战略上极大的失职，这丝毫不能用所谓“快乐足球”来推脱和解释。我们知道，任何一项对抗激烈的竞技运动，特别是犹如“和平时期战争”的足球比赛和世界杯这种竞争极其残酷的“世界大战”，蕴涵其中的“快乐意义”是相对的，与嬉戏性质的“玩乐”完全是两个概念。由竞争而产生的快乐，只青睐那些敢于无畏追求和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只青睐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人，只青睐勤奋、自信、强健、坚毅的人。胜利者的快乐是可信的，失败者的快乐如果不是虚构和佯装的，那么就是可疑的。（下篇待续） 杨杰 快乐足球和态度论-中国队兵败之米卢反思篇(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