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１日电国内一些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和主教练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都强调要完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机制和俱乐部本身的运行机制。 对于中国足协本赛季取消甲Ａ联赛升降级的做法，青岛颐中哈德门队主教练李章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刘海民专访时说：“不可理解的是中国足协取消了升降级，使这个竞争激烈的运动失去了不少魅力。” 重庆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与李章洙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对新华社记者刘卫宏说：“本赛季联赛在世界杯年被肢解，而且取消联赛升降级极为不妥，因为足球就是竞争，这是竞技运动的根本。” 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董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赵海波专访时说：“国际足联规定国家队每年可以７次从俱乐部征调球员，而且时间不长，这被证明是合理科学的，应该学习。作为俱乐部就应该无条件服从国家队，但中国足协组织国家队训练比赛一定要科学。” 在使用外援的问题上，上海申花ＳＶＡ俱乐部总经理楼世芳认为，中国足协应该进一步采取限制外援上场比赛的措施，进而给中国年轻球员更多机会。而董罡却认为，中国足协规定每队最多有三名外援同时上场比赛的规定很正确，“应该把真正优秀的外籍球员引进来，他们能提高我们联赛的水准。” 大连实德俱乐部主席徐明对联赛机制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蔡拥军和马邦杰专访时表示，中国足球联赛需要扩军。他说：“目前中国联赛太小，层次不够，只有甲Ａ、甲Ｂ和乙级联赛。如不扩军，单纯是贵族玩足球，足球就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足球也要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十年来保持高速增长，而中国职业联赛八年来仍是２５支队伍，说明足球的发展要慢于各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 他同时建议扩军后的联赛要搞一周双赛。他说：“我看甲Ａ应达到二十四五支队伍，实行一天双赛，也不要碰到像亚运会、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时就停，这样可以逼着球队推出新队员。甲Ｂ应该搞南北方比赛，至少应有３２个队，分南北区，最后打交叉赛。乙级联赛应有１００多个队，丙级应有２００多个。只要联赛扩军，所有商机就会全来了。诸如球员薪水太高、裁判吹黑哨等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徐明还表示，中国足协应该引进“案例法则”来清除赏罚不明的弊端。他说：“中国足协在出台赏罚决定时要形成规矩，不能对同样性质的事例，一个罚三场，另一个罚五场。” 在谈到俱乐部建设方面，徐明说，大连实德俱乐部在发展方向方面要追求“五化”：全球化、规模化、制度化、市场化和人才的职业化。他说，中国足球近几年在制度建设上苍白无力，应该召开制度方面的研讨会，把各个俱乐部的优点拿出来，而现在并没有一套成型的制度来约束、管理。 一位甲Ａ俱乐部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说，伴随着足球的职业化和市场化，与之配套的法规建设却没有跟上，不配套，俱乐部还不能自我造血，自我生存。由于受中国足协分配不均、体制束缚等原因的制约，足球市场萎缩。俱乐部的自主权有限。相反，队员的工资却每年增加，俱乐部不敢砍队员的工资。我减工资，别人不减，这会造成球员转会，人才流失。 这位总经理抱怨说，俱乐部现在很难，打一场比赛需要３０万到３６万元的成本。其中治安费每场６万元，场租费８万元，检票、验票费用４·２万元，连公交车补贴每场球都要付４万元到６万元。而一场球的最高门票收入也只有１０万元左右，一场球下来就要亏２０多万元。这就逼着我们球队希望把主场移到外地。另外，现在俱乐部在财务报表和税收上也遇到较大的困难。 董罡说，现在俱乐部职业化程度不高，虽然俱乐部都具备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条件，运作的空间也比较大，但市场影响力不够，因为受到联赛水平、球员能力的制约。鲁能俱乐部主要靠集团投入，每年投入在５０００万至５５００万元。收入则靠票务、广告、产品经营等，这两年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我认为俱乐部要想发展，目前仅靠这些还不行，还要涉足其它领域的经营。 申花俱乐部前总经理郁知非则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应加强联系，进行协商对话，制订行业规划，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俱乐部与足协也不要互相对抗，要变对抗为和谐，要相互理解。 四川全兴俱乐部前总经理许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杨明、史春东专访时说，中国足协对联赛经营权和冠名权的占有让俱乐部不太服气。俱乐部平均每年只能从足协得到４００万元的分成，剩余部分全部归足协。场地广告有５０多个，足协留给俱乐部出售的只有１５个，而且位置都很差。在电视转播收入上，俱乐部也指望不了什么。国外俱乐部主要依靠电视转播费用分成来维持运营，通常占俱乐部收益的一半以上。靠门票销售对于俱乐部来说是杯水车薪，成都在成为“金牌球市”的赛季，门票收入高达１４００万元，但球市不景气的时候就下降到５００万元，这个赛季的门票收入会更少。（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