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取消国内球员摘牌制的说法，目前在不少甲级俱乐部的高层得到证实。同时记者还得知，中国足协内部对此制度也众说纷纭，从息事宁人的角度来看，中国足协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取代摘牌制。

　　谁得了好？

　　摘牌制在中国足坛占主导地位的三年时间里，中国足协基本上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进行辩解。早在1999年初，原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马克坚就向记者介绍，对于国内球员转会采取何种方式，中国足协一直在寻找当中，而摘牌制的出现，就是借鉴了德国球员上榜、巴西球员转会年龄限制等欧美足球强国的一些经验，“再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一种新形式，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俱乐部的正常发展”。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足协取消了球员转会过程中的签字费。

　　从马克坚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摘牌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保护俱乐部的利益，特别是小俱乐部的利益。圈内人士分析时认为，摘牌制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计划分配，无论俱乐部如何财弱力小，但均有机会按联赛排名选择球员，不会因为财力匮乏而无缘选秀。

　　正因为俱乐部利益至上，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近几年的国内球员转会中，不少球员气愤地表示，摘牌制根本不会保障球员的利益，甚至“球员就像畜牲一样被卖来卖去”。可以说，从一开始，球员就对这种形式有反感。

　　为什么老出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坚与记者谈起上述观点是针对1998年底转会市场上出现的“陆亿良风波”而说的。当时江苏队的陆亿良被鲁能队摘牌（原本陆亿良有意加盟武汉红桃K队），之后悄无声息，随即鲁能向足协退了牌，陆亿良在痛苦中度过整个冬训期。在这一年中，宿茂臻转会申花被退牌以及李毅、李玮峰转会国安引起火车头、平安与国安三家俱乐部的连环官司，加上陆亿良，这三起转会风波被誉为“三大风波”，这些风波都是俱乐部之间的争议，不过后来陆亿良回到加佳、宿茂臻回到鲁能、李毅转会国安、李玮峰加盟平安，这三大风波宣告平息，一时让足协颇感欣慰。

　　谁知一年之后，摘牌制直接导演了“新转会三大风波”，即“区楚良转会风波”、“王涛、魏意民退牌风波”及“邓乐军退役风波”，与一年前不同，这些风波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足协，让后者一时手足无措。去年底，足协内部人士就声称，摘牌制迟早会被取消，但这些转会风波使得足协寻求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替代品何以难产？

　　从俱乐部之间的矛盾再到俱乐部与足协的矛盾，这个发展过程与国内各甲级俱乐部谋求独立发展相呼应，去年底以电视转播权为契机，各俱乐部联合向中国足协提出利益再分配。与当初足协“保护俱乐部的正常发展”这一初衷相比，俱乐部自主意识的增强已经让摘牌制在风雨中飘摇。于是在去年底摘牌大会前后，中国足协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透露，从今年开始中国足协将逐步放开转会市场，不排除自由转会的可能。随后在各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这种设想被正式提了出来。与此同时，经纪人上岗制度也被中国足协隆重推出。

　　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999年初马克坚在谈到经纪人制度时却说，这个制度足协在1998年就想搞起来，但出了不少事——如“隋波事件”——所以这个设想没有实现。马克坚信誓旦旦地表示，1999年足协一定会完成此事。圈内人士分析，经纪人制度是自由转会的基础，中国足协到如今没有使经纪人合法化，这给自由转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而相关经纪人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从1999年开始国内外援大量的“二次择业”——如埃里从万达到平安、图穆从平安到红塔、卡塔纳依从隆鑫到白云山等——为标志，国内转会市场已经相当活跃，已为自由转会提供了前提。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足协对摘牌制的替代形式颇费脑筋。在足协的工作计划中，经纪人上岗制度即使实行，也仅限于外援的转会，国内球员的转会市场再逐步放开。不过一旦摘牌制被弃用，国内球员的转会及后继问题就迎面而来：谁来承担国内球员的转会？自由转会的球员身价如何定夺？财力不足的小俱乐部如何引进内援？经纪人在代理国内球员转会时的责权利如何分配？等等！

　　据透露，不久后经纪人上岗制度将重新被足协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负责此事的足协技术部只有区区三人，实行的最终效果如何不得而知——由足协监控下的部分自由转会极有可能是今年的转会市场一大特色。从往年摘牌制过程中的自由程度来看，圈内人士不无担忧地称，不好好考虑上述问题以及解决转会过程中太多的人为因素，即使弃用摘牌制同样也会出现新的问题，不知足协以为然否？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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