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永远记得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北京申奥成功的瞬间，欢呼、拥抱、挥泪、狂欢，成千上万普通民众在那瞬间所迸发出的难禁之情，尽致淋漓地表达了具有５０００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期待复兴、渴望强盛的历史真实。一些境外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指出：从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那一刻起，中国大时代之幕可谓正式开启。美国有线新闻网（ＣＮＮ）的报道说，北京赢得奥运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同奥运会北京申办成功证明了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一样，１１月１１日在广东举行的第九届全运会，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作为开放的前沿省份整体的经济实力。从１９５９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到今年的第九届全运会，举办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第七届全运会本计划在成都举行，但因四川方面的经济困难而被临时改为了北京和四川联办。正因如此，全运会这种规模大，影响大，具有很强民族精神表现力的综合性运动会，体现了主办地的经济实力，成了主办地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无怪广东在全运会的前一年就提出要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组织、一流的成绩反映九运会的精彩、圆满。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说，“每当你们获得奖牌，每当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每当奏响雄壮的国歌，全国人民的心情都激动万分。”“你们的表现，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体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我国奥运健儿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实现的突破，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做“祖国的光荣、人民的骄傲”。载誉归来的健儿受到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极高的礼遇。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奥运如此，全运亦然。

　　为了夺取全运会奖牌数、积分数的优势，在备战全运会期间，各省都会定下自己奋斗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金牌总分超八运，位次力争向前移”，就是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体育局给自己在九运会中制定的最终目标。１０月２６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在山西省九运会代表团田径队查获的违禁药物总价值就约２０余万元。全运会期间，省长们更是亲自督战，密切关注比赛战报。全运会成绩不理想省份的体育局长们则会面临全运会后下岗的危险。这里，全运会已不仅仅是金牌的争夺，体现的是一种很强的地方情节和地方认同感。如同奥运健儿的凯旋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接见，全运健儿的凯旋则会受到省市领导的欢迎。同奥运会上要为国家争得荣誉一样，全运会上必须为省市争得荣誉。“全运战略”油然而生。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体委是实施奥运战略，省体委是实施全运会战略，地区和县体委是实施省运战略”了。

　　然而，“全运战略”、“省运战略”显然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奥运战略”目标相悖，于是便产生了１９９４年提出，从八运会开始实施的全运会竞赛改革举措。其一是优化项目结构，重点发展奥运项目，适当兼顾民族传统项目。从１９５９年第一届全运会包括球类、田径、自行车、体操、技巧、举重、游泳、跳水、赛艇、武术、摔跤、射箭、棋类、赛马、射击、摩托车、无线电、航海、滑翔、跳伞、航空模型共３６个比赛项目，赛车场自行车、击剑、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国际象棋、水上摩托艇等６个表演项目的丰富多彩的体育庆典，发展到第八届全运会２５个夏奥会项目，２个冬奥会项目，１个武术项目，第九届全运会３０个项目的落实奥运战略的检阅。其二是改革奖励计分办法。将奥运会奖牌计入全运会，集体球类项目双计牌计分，解放军选手双计牌计分，交流协议运动员计牌计分双方各半，三大球奖励名次增至１２名等。这些举措，虽然有利于引导各省区市、解放军调整项目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调动积极性，落实奥运战略，但有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全运会开幕的前一年，全运会的奖牌和分数已经分割去不少；如果不加大“计入”的力度，三大球等投入巨大、夺标艰难的项目生存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善，继续加大“计入”的力度，全运会可能会逐渐失去它应有的魅力。而无论如何，全运会上的地方认同是不会消失的。

　　全运会从初创时期的体育庆典到今天的奥运检阅，其路越走越窄。如果说奥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的集中展现的话，那么全运会就应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我国各族人民民族精神表现力的集中展现。如果全运会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它所面临的必然是改革和创新。２０００年开始创办的以非奥运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全国体育大会在主办方式、承办方式、参赛方式、运作方式、比赛方式、投资方式、奖励方式等方面进行的创新，开创了宁波全国体育大会高水平比赛与群众参与的活动相结合，活动场面壮观感人，高潮迭起，整个大会充满着明畅、欢快气氛的局面。当我们放开眼界，把这一事件放在国际奥委会改革大潮和我国全运会演进的时空背景中去认识、去理解、去把握的时侯，它的意义无可估量。公平、公正、平等、自由、开放、创新、竞争、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必定会随着北京奥运在中华大地传递，体育总局《２００１－２０１０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完善全运会竞赛制度，改革全运会赛制和奖励办法”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钟秉枢）

　　竞赛是杠杆，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全运会则是调动省市体育工作的总杠杆，从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１年举行九届，对促进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国家实施奥运战略以来，全运会赛制与奥运战略脱节，省市为了争国内的总分名次，项目设置搞大而全，投入很多，效益差，不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而且全运会的名次升降已成了衡量省市体育工作的唯一标准，压力过大，迫使省市体委一切为了全运会，没有更多精力抓群众体育和增强人民体质。许多体委主任也认为争国内低水平的金牌和总分意义不大，但往往身不由己。

　　近几年来，全运会在项目设置、计分办法和申办程序方面做了不少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力度还不够，没有完全纳入奥运战略。现在是彻底改革全运会的时候了。为了切实贯彻贺龙元帅当年提出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方针，把全国竞技体育的目标都紧紧瞄准奥运会、亚运会，拟将全运会改成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暨国际奥运会选拔赛，放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主要目的是选拔奥运会选手。并把奥运会、亚运会上夺牌争分的任务分解，直接分别压到省市肩上，各省市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小，到奥运会上见分晓，使之把精力都集中到为国争光上。

　　有人担心，不搞全运会，省市就没有积极性，就不会投入，这无异于“自杀政策”。其实，如果明确了各省市直接承担奥运会、亚运会的任务，劲头比在全运会争国内名次更大。现在许多省市的经济水平、技术力量、场地设施，都有条件直接承担国家任务。只要我们强化奥运激励机制，奥运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请各省市主管领导也出席，公布各省市奥运金牌、奖牌、总分名次，并给予单位重奖，那么就能将过去省市的的全运战略完全纳入国家的奥运战略，搞“捆绑式火箭”，形成完整的举国体制，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

　　其他的综合性运动会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城市运动会宜改成青少年运动会，主要是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应根据不同项目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与全国奥林匹克奥运会相衔接。其他行业的综合性运动会也很多，在项目设置和参赛资格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举办这些运动会的目的是推动基层群众体育活动，不是为了攀登运动技术高峰，能不能开成像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一样，合并为真正意义上的全运会，成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组成部分。（王鼎华）

　　全运成绩无法转化成奥运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一些有识之士从背后去探究全运会和奥运会难以缓解的矛盾。

　　全运会的举办集中化、较量综合性、目标内卷化是其自身的特质所在，也是其与奥运会形成对立的根本所在。

　　全运会集中在一个时间、一个城市举行，比赛项目相当多，参赛选手几乎是一个层次，这就决定了它的效益和影响范围有限。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直辖市主办过全运会，四川曾经一度获得主办权，后来由于能力的限制而改为协办，２００５年的第１０届全运会是江苏举办，其中困难肯定不少。这种情况造成的困难是主办地经济负担过重，商业开发的压力过大，而且观看、关注、乃至参与全运会的外省市群众有限。本届全运会组委会在电视转播权问题上就遇到一些麻烦，少数省市不愿支付电视转播费而放弃转播全运会。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举办全运会获得直接经济盈利的报道。再者，全运会本身以全国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造成一些退役的老运动员重新出山，减少了年轻选手的锻炼机会，不利于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从而影响我国奥运会目标的实现。

　　全运会较量综合性的特征还造成了各省市和行业体协竞技体育战略的无序化和混沌性，往往形成全国竞技体育人才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局面。一个朱建华吓散无数个跳高队、一支“马家军”惊走无数个长跑队的现象一直在上演，跆拳道热促生一支支地方代表队、大球项目的后备人才长期匮乏，无一不是地方主义、全运目标带来的短期效益和狭隘眼光所导致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我国男子跳高水平的持续低靡、集体球类项目奥运成绩的滑坡在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果长期从一个省市自治区或行业体协整体的体育实力出发去制定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很有可能造成我国体育项目发展的严重失衡，使得系统整合全国之力参加奥运会的目的难以达到。

　　全运会目标内卷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全运会的参加单位立足本单位的荣誉和利益，满足或执著于在国内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按照一个全国行政单位的目标来开展竞技体育的做法时常带来与国家竞技体育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现象。由于全运会的成绩与一个行政单位的名誉甚至面子挂钩，造成体育局长的命运甚至主管行政领导的命运直接与全运会金牌挂钩的中国现象。第７届全运会后几位体委主任离职就曾经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而全运会冠军从当地政府获得的奖金大大超过奥运冠军从国家体育总局获得的奖金、一个全运会冠军的奖金大大超过一个世界锦标赛冠军的奖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它已经影响到我国很多奥运项目的发展。而这恰恰是竞技体育目标内卷化特有的产物。

　　既然矛盾的症结已经找到，解决它也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首先，必须强化全国单项锦标赛的地位。我国的各级体育部门必须以单项成绩的突破作为开展竞技体育的重点，毕竟各个省市自治区无论竞技体育的实力多强大，总存在强项和弱项之分，强调单个项目的较量不仅可以淡化各行政单位之间金牌总数、总分等的竞争，还可以促进全国各单项运动水平的提高。从国际上看，各国际单项锦标赛的水平就是奥运会水平的最重要的准备。

　　其次，必须加强全国各单项协会和行业体协的功能。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重视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往往将单项协会和行业体协的权利限制在行政管理机构之下，造成社会体育团体的地位长期依附在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之下。尽快地将单项体协和行业体协的社团地位明确化，将逐步改变我国各地竞技体育的行政化色彩，从而淡化参与各类全国体育竞赛的行政色彩。

　　最后，必须大力发展以俱乐部为核心的体育竞赛体制。以企业组织的俱乐部为单位参加比赛，参赛运动员往往能够摆脱地域的局限，更寻求外向拓展型的竞赛目标。一个省市的面子和荣誉带来的内卷化往往是国内目标的局限所致，而一个企业组建的体育俱乐部则会把视野放得更宽，国际上也往往更多地为后者而不是前者提供了这种交流的机会。

　　全运会与奥运会的矛盾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如果不尽早意识并设法解开这些矛盾，全运会的举办将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易剑东）

　　本届全运会麻烦接连，不断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出来。８月末在广东顺德进行的武术比赛，先是裁判长上交了１万元的好处费，接着流传出有人用２０万元来“买”一块金牌的说法。跆拳道赛场出现了大批选手在赛场临战弃权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乒乓球，排球比赛“假球”“黑哨”传闻不断。在世界锦标赛上吃零蛋的田径健儿在马拉松决赛中忽然大放异彩，成绩好得出奇（可以获得悉尼奥运会的奖牌），而赛后田径中心又承认没有对参赛的选手进行血检。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本届全运会的协议运动员达到了创记录的２０００人（八运会是８００人）。更火爆的是在四川犀浦田径基地发现“禁药仓库”，四川举重队和山西田径队接连被查出兴奋剂大案，人赃俱获，铁证如山，实实在在的丑闻。

　　全运会之所以会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它本不应该负担的东西。首先就是全运会的保官意义。全运会的成绩一向被认为是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体现该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关系各参赛单位的整体荣誉。在全运会上争了光，也就是为全省人民争光，也就是为地方政府争了光；一旦在全运会上成绩不理想，就会“不能给全省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既然全运会的意义被拔高到这样的高度，它就自然成为省、市、自治区体育官员工作的核心内容，全运会上的成绩也成了评定一任体育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因此就不难理解每届全运会结束的时候也是各地方体育部门的领导更换最频繁的时候。总之，全运会大而言之，事关父老乡亲的重托；小而言之，关系到个人的宦海沉浮。正因为如此，一些体育部门的领导才会不择手段地去争取好成绩。例如，在九运会接连爆出兴奋剂事件后，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表示：“揭露出的事实显示，这无疑是有组织的行为，运动员实际上是受害者。这么多的违禁药物是需要大批资金购买的。钱从哪里来，一个训练基地哪有那么多的资金？很明显，这是为了取得成绩、荣誉、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我认为敢于顶风使用违禁药物者，必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而不是运动员。”

　　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全运会对体育部门领导的压力自然会转变成对运动员的物质激励。各地方政府无不加大对全运会的投入。除了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训练设施的建设，运动员的培养等，还设置了巨额奖金，以及其他优厚的待遇。只要获得好成绩，就能论功行赏，奖金、职称、户口、房子一应俱全。在八运会的时候，有些省份为金牌开出的价码甚至达到１００万！丝毫不比奥运冠军逊色。在这样强大的利益诱惑下，不少运动员是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和运动生命来赌一把的。

　　诚然，全运会不能完全孤立存在，也不能阻止经济利益的介入。但是作为竞技运动的全运会应该有其固有的主旨，那就是通过竞技运动，发挥优秀榜样的力量来教化人、培养人，并倡导一种使人身心得以均衡地发展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他意义和经济功能应该从属于这样的主旨，附属于这样的主旨。但在过度的压力和经济诱惑下，这些附属物反倒日益得到加强，并侵销原来的主旨，最后喧宾夺主。全运会原本的主旨日益被抛弃，逐渐成了挂在口头的宣传口号。赛场成了利益角逐的场合，金牌成了物质利益和荣耀的代名词。这种颠倒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全运会就会永无宁日。事实上，国家对兴奋剂等舞弊行为打击力度极大，但“以身试药”者还是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颠倒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孔子说：“齐之以刑，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导之以德，有耻且格。”就是说用严峻的法律手段只能让人畏于法律而不感到违法是件可耻的事，从而在根本上无法杜绝违法行为。但如果在人头脑中建立良好的价值体系，使人认识到违法行为是件可耻的事，就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行为。

　　全运会是到了让人们重新审视真正价值所在时候了。（费琪）

    (青年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