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网讯“渝沈之战”至今已一年有余,虽然中国足协早已对该事件作出了“消极比赛”的定性,但事件的真相似乎一直隐匿于渝、沈有关当事人的口中。 近日,随着沈阳海狮俱乐部从足坛的退出,当年“渝沈之战”的有关三方——广州松日、重庆隆鑫、沈阳海狮都已告别了中国足球这块“是非之地”。前深圳足球俱乐部一官员(以下简称G先生)日前向报社独家披露了“渝沈之战”前围绕着平安队所进行的一幕幕场外交易。 记者:“渝沈之战”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提这件事呢? G先生:首先,“消极比赛”是中国足协所作的结论,我并不清楚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我只相信事实。虽然有时候事实与结论会不相一致,但作为“渝沈之战”的一名间接经历者,隐瞒那段经历起码对于我来讲会是一段很阴暗的历史,早一点曝光,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其次,随着沈阳海狮的退出足坛,那次事件的当事人———重庆隆鑫、沈阳海狮和直接受害人广州松日都已全部撤出了足球圈,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不希望那桩疑案到最后成了一桩“无头案”;第三,正是因为重庆隆鑫和沈阳海狮的退出,这次“旧事重提”才不会对深足俱乐部造成什么危害。 记者:您好像在强调您是一名“间接经历者”,为什么? G先生:我所说的“间接”不是指道听途说,这一点要特别强调。因为我和深圳足球俱乐部都不是“渝沈之战”的直接当事人,只是在那次事件的前夜,重庆隆鑫俱乐部确切地说应该是程鹏辉与我们谈过渝沈比赛作球的事情,而章健,我,包括我的同事从未与他接触过,至于他与重庆方面有过什么默契,我不得而知,这些大概就是我所强调的“间接”的含义吧。至于我所谈的这些会对认清事件的真相有什么帮助,关键取决于主管部门和执法机关的态度,不过我对普通人的分辨能力还是抱有信心的。 记者:请您谈一谈当时所经历的事。 G先生:1999年甲A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是12月5日平安队在成都客场对四川全兴,重庆隆鑫是主场对沈阳海狮,当时平安队已经积了28分,而沈阳海狮是25分,也就是说,只要重庆隆鑫不输给沈阳海狮,不论平安队输赢,我们队都肯定保级。 但是,平安队当时的状态很令人担忧——之前对山东和重庆的比赛不但一分未得,而且还丢了九个球,所以我们对那场比赛有两点担心:一是拼不过四川;二是沈阳海狮获胜。如果真是那样,陪武汉红桃K降级的就是平安了。 由于那时弥漫在全国各个赛场的假球气氛日益浓烈,深圳足球俱乐部在此之前倒也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时已在成都养伤的孙博伟曾经与四川全兴队的魏群、马明宇等人谈过,但他们态度都很坚决——全兴要力压隆鑫争“三甲”。看来寄希望于别人是行不通的了,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冲。 12月3日全队入住成都民族饭店,4日凌晨大概4点多钟,一陌生人从门缝中塞进一张纸条,通知我当天上午与重庆隆鑫的总经理程鹏辉联系,说他有要事与平安商量。在电话里程鹏辉开门见山,说沈阳海狮要买与重庆隆鑫的这场球,如果平安能出300万的话,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死打海狮,绝不放水;如果隆鑫输了球就不收一分钱。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真动心了——与其看别人靠踢假球保级,倒不如自己救自己。当时俱乐部的几位领导都在,但最终放弃的意见占了上风。不过,我们为了稳住重庆方面,还是采取了缓兵之计——称周末难以筹到这么多现金,可不可以赛后再付。 当时程鹏辉显得很急迫,称可以先派人带三五十万订金来重庆,隆鑫俱乐部派人到重庆机场接机,钱先不用付,等到比赛结束后,视结果支付。重庆方面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到12月5日的中午,后来可能是看到平安方面迟迟没有行动才最终放弃。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幸亏松日那边输了球,平安才拣回了一条“命”。 记者:听您这么一说,我的第一感觉倒是平安“背信弃义”在先而重庆隆鑫作假在后;其次,如果程鹏辉在与平安联系之前就已经同沈阳海狮确定过什么“假球”方案,那他又何必再与平安联系呢?据我所知,程鹏辉是一个生意人,又曾是一名金融工作者,万一“东窗事发”,原本天知、地知的事情,不是变成你知、我知、他也知了吗? G先生:首先我觉得参与打假球的人就没有什么“信”和“义”可言。足球界的人士常讲“行规”,什么是“行规”?背信弃义就是行规。如果你到处讲“仁义”,到最后,先死的肯定是你自己。1998年全兴对八一怎么就不讲“信”、“义”了?再说,就算我们有作球的“贼心”,到平安公司领导那里也通不过。 现在想起来,1999年联赛最后几轮“假”得都到了疯狂的程度了,用肆无忌惮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重庆隆鑫有个特殊情况——一是主教练是外国人;二是队内的射手是外援(马克)。这就导致即使俱乐部想打假球,也只能与几名国内球员作下交代,同时还要防止主教练临场应变和外援的正常发挥。到最后,如果真是事与愿违,隆鑫多一种“逆向”选择不是更好吗?而且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足坛打假之声,如果隆鑫与平安交易谈成,死磕沈阳海狮之后,不但能得了个“公平竞赛”的英名,还会有一笔不菲的所得,两全其美的事,换了谁都愿意干。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程鹏辉和章健的目标实际上不是松日,而是平安。 记者:章健随着海狮股份的转让可能会淡出足坛,而程鹏辉也由于力帆接手隆鑫而转投了辽宁,您的这番言论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 G先生: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对“渝沈之战”的调查,会对赛场风气起到有力的净化作用。阎世铎如果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其功劳不亚于领导国家队打进世界杯。 我本人对程鹏辉始终还抱有一丝好感,起码在“渝沈之战”后他还一直低调和比较真实;而对章健,我只有四个字给他——“足球流氓”。都说他原来是个话剧演员,我看他演的戏一直就没停过,他的退出对中国足球来讲应该是件好事。 记者:您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G先生:希望有两点:一是尽我的所能,把我所知道的真实的一切告诉给大家;第二点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渝沈之战”的真相大白于球迷面前,再不要自欺欺人了。 “渝沈之战”事件背景 1999年甲A联赛的最后三轮比赛由于国奥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被安排至当年的11月21日至12月5日进行。最后一轮比赛前,除武汉红桃K肯定降组外,积28分的深圳平安、大连万达,积27分的青岛海牛、广州松日和积25分的沈阳海狮理论上都有降级的可能。 而按照联赛规则,积分相同的队按照相互间比赛的积分多少排定名次,如果联赛结束时该五支队同积28分,则青岛、深圳排名最后,而当时青岛最后一轮比赛是主场对垒已毫无斗志的吉林敖东,全取三分应不在话下;广州松日虽然客场挑战天津,但拿一分也应在情理之中;而深圳平安的处境却最为险恶——对四川如果失利而沈阳海狮又获胜,则深圳注定降级。 深圳、沈阳的对手四川全兴和重庆隆鑫当时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对手在自己手中降级;二是又不能摆脱“四川、重庆谁胜谁进前三”的诱惑。 (摘自5月10日《深圳都市报》体育版,作者为该报记者李宏文,李宏文曾任深圳平安队副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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