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足坛足球黑哨黑幕进行调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新华社的记者，另一个也是新华社的记者。

　　有人算过一笔帐，大概的意思是说，中国的职业足球每踢一场联赛，就会有大约４万元人民币从俱乐部的账户转移到裁判的口袋里，这样一年下来，甲Ａ和甲Ｂ联赛一共就会有上千万现金的裁判好处费发生。这样金额巨大的恶性事件从头至尾只靠着两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承担调查任务，让人多少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们掌握的证据越多，他们的安全就越让人担心，那些金钱背后的罪恶随时有可能跳出来。

　　大学时候学的东西很多已经淡忘或正在淡去，惟一牢记的是老师对记者这个名词作出的注解——“记录别人说话的人”。处在如今这个发展的、淘汰的、混乱的、自恋的、战斗的，甚至有些变态的足球记者圈中，我逐渐明白狗仔队、传声筒、制造哀伤都已经不再可耻。

　　作为一种职业，记者是有风险的。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上周四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１年共有３７名记者在采访时遇难，这一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１３人。吞噬记者生命最多的地方是阿富汗，一共有８名记者在那里丧生。

　　然而，那些在采访时离开人世的记者更多的是在报道和调查腐败与犯罪的过程中受到报复，这个组织的执行主席库珀上周说：“在阿富汗采访战争的记者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但我们也应该记住那些因为揭露腐败、违法和渎职而被谋杀的记者们。”

　　杨明和方益波单枪匹马地奔走，他们手中的证据让很多人恐惧得睡不着觉，危险随处存在，这是一个对足球记者全新的注解。（多纳）

    (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