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华社驻国内、国外分社记者近一段围绕反思中国足球的主题专访了众多国内外足球界人士，从今日起围绕不同主题陆续播发８组“新华组稿·反思中国足球”调研稿，每组组稿由国内访谈、国外访谈、评论、资料等三到四篇稿件组成。 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赛场上虽然尽了力，但实力差距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糟糕的成绩背后反映了平时中国球员训练不刻苦，对球员的管理也软弱无力的现状。中国体育界曾提出“向训练要成绩、向管理要成绩”，许多优势项目依靠“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法宝取得了突出成绩。加强训练，加强管理，是中国足球界可以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的基础环节。下面是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内足球界人士的访谈综合。 新华社记者刘海民从青岛报道，青岛颐中队主教练、韩国人李章洙说，我在中国执教五个年头了，我认为中国球员和韩国球员主要差距在“精神”方面，这是个核心问题。一个球队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其他方面随着也就不行了，训练不投入，比赛没有进取心。你有再好的技术，在精神上一松懈，累了，不想跑了，就等于零。中国球员的条件太好了，优越感太强了，但是精神风貌要差一点，对自己的职业没有全身心的投入，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放弃。 李章洙说，球员在训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制力和职业感也十分重要。运动员要懂得在有限的运动生涯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中国球员却不懂得珍惜，７０%到８０%的球员都吸烟。现在欧洲和韩国中有许多３０多岁的球员都在球队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中国就很少。所以在吸烟、喝酒的问题上，每个职业球员都要有自制力，改掉一些不良嗜好。 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董罡在接受记者赵海波的专访时说，“三从一大”完全有必要，核心是严格，搞足球的就应该吃苦。如何让球员提出“我要练”，关键是抓好青少年的培养，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有更多的人才相互竞争，球员不练都不行。像鲁能队，过去经常有队员假称伤病不参加训练，因为到时他还是主力还能上场比赛。现在搞了２５人的一队和预备队，进行动态管理，唯状态论。现在有的队员即使有了小伤小病也不说而坚持训练。这虽然也不对，但反映了队员思想上的转变。 四川全兴俱乐部前总经理许勇在接受记者杨明的专访时说，我认为重提“三从一大”有必要，现在球员觉悟比较差，自我约束不够，提倡“三从一大”的精神是有针对性的，但要注入科学内涵，应该和五六十年代的“三从一大”有所区别。 许勇说，做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说，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训练和比赛中，挂名当个董事长还可以，但参与公司或企业的管理就肯定会分心，而且难免要抽烟喝酒过夜生活，职业球员是不应沾染这些东西的。现在又有人提出对球员限薪，如果中国足协真要这样做，肯定能想出好办法。这和俱乐部的动机是一致的，谁都愿意物有所值。前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说，科学训练是在“三从一大”的前提下进行的，希丁克这次执教韩国队成功有一个前提，韩国球员吃得起苦，经得住他的“魔鬼式”训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队员认识要提高。中国的职业足球过渡得太快，可惜不是从根本上学习别人，而只学了别人的高收入、走训制，在训练时间上短了。而国外的职业球员都是“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他们甚至自己出钱请体能教练，因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水平是成正比的。 重庆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在接受记者刘卫宏的专访时说，力帆队的训练现在不错，大家争着练，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竞争上岗，而且奖金实行风险责任制。实行年薪制的老队员，球队成绩不好，要从风险金里面扣钱；年轻队员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但他们的奖金还可以，因为他们能上场比赛。所有的东西都靠自己，谁训练认真努力，有状态，就可以上场，就有出场费和奖金，否则什么都没有。 大连实德俱乐部主席徐明对记者蔡拥军、马邦杰说，“三从一大”要分两个阶段看。青少年时期要坚持“三从一大”，一线队伍则要科学安排、要尊重科学。技术训练应在进入职业队前解决。我赞成“快乐足球”的观念，不要把工作当成一种压力，而是当成一种乐趣。 大连实德队的南斯拉夫教练科萨诺维奇则说，训练现代球员，不能用２０年前的方式。中国球队现在就是这样做的。需要真正的专家来带队训练。要有计划，不能太随意，要用先进仪器等现代科技手段，要把球员的资料存入电脑，根据球员的资料图象来观察他的比赛训练情况。我们大连队过去三年就是这样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