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当地时间９月２２日上午，中国足协选帅小组朱和元、金志扬和董铮一行三人圆满地结束了为期一周的主帅候选人“面试”工作，从阿姆斯特丹转道巴黎返回北京，预计北京时间２３日７点左右抵达北京。记者追踪采访选帅小组的任务也随之完成。回顾过去一周，期间发生了不少趣事，只是出于同行之间竞争的需要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当时并没有披露。现在有些可以公开了，但有些仍无法公开。 寻找目标大海捞针 ９月１３日晚上，记者从北京出发前往曼谷，采访在那里备战亚运会的众多西亚球队，并帮助国奥队搜集热身赛录像带。曼谷时间１５日２２时，记者突然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说足协选帅小组将在１６日上午启程前往法国，与候选人面试。记者于是决定立即启程。１６日一早，旅行社找到了一张当地时间１３点５５分直飞巴黎的机票，比选帅小组的出发时间晚了不到３个小时。 由于中国足协对选帅事宜一直守口如瓶，因此记者根本无法打探到下榻酒店。正如朱和元后来所说的：“我们到巴黎，除了阎世铎和张吉龙两位主席以及我们三个人之外，就只有外事部的两位工作人员知道。而整个行程更是只有两位主席、我以及董铮知道，甚至连金指导都不清楚具体行程。” 巴黎时间１６日２０点３６分，记者乘坐的航班抵达戴高乐机场。在飞往巴黎的途中，记者就一直在琢磨该如何找到选帅小组。入境后，记者直接来到了机场帮助联系酒店的信息处，让服务人员拿出了一份巴黎市地铁图。记者判断，由于选帅小组是来会晤主帅候选人的，肯定会选择在市中心区域内比较高档的酒店里，因此打印了巴黎地铁图内所有五星和四星级酒店的总机号码。２２时１５分，记者开始进行“扫荡”。记者在机场换的折合为３００美元的欧元几乎全部花光，仍没有找到这三人的名字。此时已经是凌晨５时。 但记者并不甘心，继续让信息服务人员打印了全部三星级酒店号码。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７日７时４５分，记者接通了一家名为“ＨｏｍｅＰｌａｚｚａ”的三星级酒店的总机，前台告诉记者，登记入住的只有董铮和金志扬两人，没有朱和元。记者让总台接通了董铮的房间，对方一拿起电话，记者马上听出了是朱和元的声音，而朱和元也听出了记者的声音。记者顿时来了精神，随即让服务人员指明酒店的具体方位，然后马上赶赴该酒店。 抵达酒店后，服务员说选帅小组的确下榻此处，记者心中一阵窃喜。但记者再打电话到房间，便无人接听。坚持到大约１２时，前台告诉记者有空房了。随即，记者便在酒店内等待选帅三人组。本来，记者担心选帅小组会外出会晤候选人，但当记者在荫蔽处见到三人回到酒店的穿着只是休闲装时，记者马上就放下心来。而随后两天，朱和元、董铮都是西服革履。 １５时３０分左右，记者敲开了１６１房间。一见沙发上的朱和元，记者便戏言道：“我是等着来挨骂的。”而朱领国足队员对其称谓则笑道：“你来干什么？你是否有病？专门来挨骂？”几句戏言后，朱和元言归正传，“今天早晨一接电话，我就知道是你。于是我就问董铮怎么你会知道，因为知道我们出来的并不多。”对于记者的解释，朱和元并不相信，并戏言这次应该住到郊区，而董铮更是戏言说应该住到一星级宾馆去。不过，最后记者反倒笑了起来，因为最近正值旅游旺季，选帅小组入住时，酒店已没有双人间，只能安排三人住进家庭套间，即除了一张大床之外，另有靠墙供小孩睡的上下铺。没办法，董铮临时充当家庭小孩，睡在下铺，朱领则睡大床，而金指导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家庭套间。这样的房间不比记者所住的单人间大，但价钱贵了整整一倍。 紧逼盯人面见勒梅尔 也许是知道记者和他们同住一酒店的缘故，９月１８日上午，原定在该酒店和伊达尔戈的会晤临时改换了地点。１０时３０分，伊达尔戈在一位法籍华裔的陪同下来到酒店大堂，这位华裔女士用手机一通电话后，两人很快就走出了酒店，沿着大街朝前走。记者随即走出酒店大堂，站在不远处等待着选帅组走出酒店大门，同时注意着伊达尔戈的去向。很快，记者就注意到他们走进了一家二星级酒店“ＨｏｔｅｌＢａｓｔｉｌｌｅ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见到了面试者，也知道了会谈的地点，对记者来说，这就足够了。因为此前关于选帅的传闻众多，特别是人选方面，但只要记者见到了面试者本人，其他所有问题也都好办了。 随后，记者采取类似的方式，先后跟踪了选帅组与勒梅尔、亨利·米歇尔的会晤。颇有意思的还是记者与勒梅尔的见面。１９日上午１０时零５分左右，勒梅尔在他的经纪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酒店。由于约定的时间是１０时３０分，勒梅尔便在大堂旁的餐厅里与经纪人对面而坐。尽管记者在２０００年欧锦赛前曾采访过他，但由于不方便暴露记者的身份，现在我只能以球迷的身份与他搭话道：“你是勒梅尔吧？因为你的脸太熟了。”勒梅尔说：“Ｍａｙｂｅ（也许）。”随即，记者拿出笔记本请勒梅尔签名，他欣然允诺，记者问他是否可以给他拍一张照片时，勒梅尔拒绝了。就在此时，董铮走进了餐厅，朱和元在会议室门外也见到了记者与勒梅尔在一起的情景。于是，董铮便把记者的身份告诉了勒梅尔。 这样，记者虽然无法从选帅小组那里获得任何信息，却得知了中国足协面见的主帅候选人。随后，记者联络了在法国的同行，通过他们的关系从候选人或者经纪人那里拿到了第一手信息。到了荷兰，记者采取类似的方式，终于发现了此前国内从来没有报道过却最终与选帅小组见面的阿德里安塞。 荷兰机场体现差异 在法国期间，虽然记者与选帅小组同住一家酒店，但记者却几乎没有和他们接触过，最主要还是出于避嫌。偶尔在酒店门口相遇，也只是打个招呼，或者简单聊几句，即便是聊天，记者也绝不主动提起选帅事宜。９月２０日，记者与选帅小组同机飞赴阿姆斯特丹。有意思的是，在巴黎机场登机之前，记者和选帅小组还经历了一段小插曲。可能是防爆预演，就在１４时３０分，我们准备登机时，突然警察把所有乘客都赶出了候机厅，众人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只听一声爆炸声。还是朱领队明白，断言这肯定是一次防爆预演。果然，爆炸声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时，记者和选帅小组在停机坪出口突然见到了范哈内亨的经纪人格拉汉姆，而且是满头大汗。原来，他也是当天从伦敦赶到阿姆斯特丹的，本应该是直飞，但到机场候才知道航班临时取消。于是改买了一张从伦敦飞赴鹿特丹的机票，随即从鹿特丹打的赶到了阿姆斯特丹机场，亲自来接选帅小组。按西方人的习惯，这其实是对客人或者说是对伙伴的一种尊重，但选帅小组却认为这位经纪人是有些迫不及待了，甚至是对方的代理人范哈内亨急于想得到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工作。这恰恰体现出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离开阿姆斯特丹前一天，最有意思的还是国内网站上刊登的有关选帅小组已经回到北京的“新闻”。当记者在晚上把此消息转告给选帅小组时，三人都笑了起来，朱和元说：“那明天是否该公布国家队主教练是谁了？”说完，三人再次大笑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