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特约报道从１９９４年联赛的第８，到２００１年的第８，国安队在８年中走过了一个轮回。其间，御林军有过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的辉煌，也经历了其后的衰落。是什么原因让这支曾经风靡全国的绿色之师每况愈下呢？

　　大牌另寻高枝

　　从表象看，国安战绩的下滑与高峰、曹限东、高洪波等球星的相继出走有关。的确，球星对于一支球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了曹限东、高峰，国安队靠一批小将很难再现当年的神勇。

　　不过，这些毕竟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在俱乐部的决策层。高峰等明星要走，这在当时是有先兆的。之所以国安大笔一挥予以放行，主要是俱乐部不能接受这些腕儿们借名气抬高身价的做法。从理想化的角度看，国安的做法似乎有道理。可是，足球市场就是这种规律，“角”就应该有“角”的价钱。一味的教条让国安吃了苦果，高峰等球星带走的并不完全是国安的实力，还有俱乐部的人气。

　　新秀弱不禁风

　　国安队一度只有一线队在舞台上风光，梯队建设拉了球队的后腿。

　　１９９８年，当时的国安队已经没有了高峰等球星，十八棵青松的尴尬场景仍然记忆犹新。为了缓解人员不整的压力，国安俱乐部借助外力以１２００万人民币收购了威克瑞队。在那支青年近卫军中，有已为人熟悉的邵佳一、杨璞和徐云龙。也就是从那时起，国安开始重视梯队建设。

　　问题是，这个球队生存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会在职业联赛开展的第５个年头才被重视起来呢？据一位足协人士介绍，当初的国安并没有特别长远的发展计划，成绩好只是高峰、曹限东这批队员按照运动规律自然发展成材的结果。因此，国安对梯队建设也就一片空白。某决策人物甚至有这样的表示：要梯队干吗？没人了，咱可以买。

　　没有人否认国安的财力，可职业足球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俱乐部必须按照足球规律办事。没有按照规律办事的国安自然要吃规律的亏。１９９８年匆匆买进的威克瑞并没有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的两年间，这些队员虽然展示了较大的潜力，但其实力尚不能成为甲Ａ的翘楚。国安战绩下滑也就成了必然。

　　玩玩闹闹吃大亏

　　对于北京人，很多人会有提笼架鸟的印象。北京人好玩，会玩是有名的，不然也不会成为文化的中心。通过近几年国安队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有“玩”的痕迹。只是足球并不好“玩”，国安在最近几年“玩”砸了。与申花、全兴这些企业不同，无论中信还是国安，他们都是大型的实业集团公司。当上海人和四川人靠着足球打响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时，国安并没有因此眼红。因为以他们的背景，足球并不是最热门的商业效应载体。也就是说，有没有足球，国安都照样赚钱。因此，国安除了向俱乐部投钱之外，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照。在决策层看来，像选外援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大不过其他领域的生意。很自然的，俱乐部的运作就会形成低效率的局面。据知情人介绍，当初国安是以一种赞助和玩票的姿态走进足球这个圈子的。球队成绩好，国安可以拉着外商来看看球，找找乐。成绩不好，谈判还得继续，只不过谈判桌上少点乐子罢了。应该说，国安更多的精力是在于赚钱，而足球并不是赚钱的工具。而且对国安来说，每年向俱乐部投入几千万并不吃力。那么将足球玩到底又有何妨？谁都知道，现代足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是一个科学的产业。如果仅凭手里有俩钱，就想把足球“玩”好，这已经是痴人说梦了。国安的每况愈下，也许根子就在这种“玩”的心态。

　　天子脚下难捣鬼

　　中国的职业足球从发生到现在，走了一条从混乱到规范的道路。然而地处首都的国安俱乐部却始终坚持规范管理。这种做法使国安处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被动位置。

　　当转会刚刚开始实行时，签字费、房子等诱惑使得很多明星级人物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而国安当时死守着规范管理。结果，在国安最红火时，很多心仪国安的国脚级人物与北京擦肩而过。等到职业环境相对规范后，国安的做法体现了某种优势，但一些事关球员实际效益的问题仍然落后于其他俱乐部。比如４０万的赢球奖金和月工资１２０００元的封顶限制，国安一直在坚定地执行着。而其他俱乐部却总是用一些模糊收入来填补球员的钱袋子。两相比较，国安的吸引力自然下降很多。

　　人们肯定还记得国安俱乐部那次不成功的洋务运动。南斯拉夫人乔利奇只执教３轮便被解除职务，至今让人扼腕。其实，这也许国安的特殊身份有密切关系。由于地处首都，国安是决不能给京城带来一点麻烦的。可偏偏这位乔老爷是个火爆脾气，联赛还没开始，就有了队员要将其玩下的传闻。前３轮联赛３连败的结果也似乎印证着这种传闻，球迷聚集在工体高呼乔利奇下课。于是，上层的压力很快传递到俱乐部的决策层。因此，国安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很快就夭折了。魏克兴上任后尽管尽职尽责，但对于国安足球的整体而言，魏克兴并没有给球队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积极变化。伏遥

    (球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