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本期开始，本报将连续刊登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始作俑者、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先生的阶段性回忆录——《我知道的中国足球》。回忆录被归纳成三次机遇、三次欣喜、三次打击和三次抗争四个部分，思路清晰，煞费苦心；文字平实而严谨，写的也只是足球，但不妨碍读者从中看到一个时代当事人的秘密生活，以及“未得其时”的耿耿于怀，甚至从中看到在中国时间纵坐标上司空见惯的改革者的命运指向。同时，亦可以看到一段也许沉重也许伤感的时间，它不占你生活的全部，但无法忽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中国足球的人。 本期刊登的是回忆录的三次抗争部分中的一次抗争：王俊生与信任危机抗争，他的选择是：服从组织，改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党委书记，配合阎世铎。 因为热爱，所以抗争 当命运需要你进行抗争的时候，只要你无所畏惧地接受挑战，自信地发挥你的力量，任何危险或困难就会激发出能量。 我在中国足球协会十年中，曾三次与命运进行了抗争。 １９９５年３月，一次车祸使我险些失去生命，造成双臂五处骨折，医生断定我将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我与突然降临的不幸进行了顽强抗争，目前尽管双臂已经部分失去功能，但基本上能做到生活自理。 １９９６年９月，与我共同战斗整整四年的战友和知音，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许放突发心脏病，不幸与世长辞，享年只有四十九周岁。我在失去了战友和助手的同时，也失去了把中国足球改革搞得更好的机会。然而，在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接连两次不幸的命运，使我的身心遭受到极大伤害。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努力工作，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工作却不见明显好转。而与此同时，我却身陷“信任危机”的漩涡之中。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５日，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宣布总局党组的决定：“免去王俊生同志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职务，任足协专职党委书记。” 为什么被免职？很多人表示疑惑。其实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当上了专职党委书记以后，许多好心人劝我离开足球界，到任何一个单位都比搞足球好。但是我顽强地留了下来。我一次次遭到批评、攻击、谩骂和耻笑，但我仍坚持着，因为我非常热爱足球，愿意为她贡献力量。我对足球只有一个愿望：中国男子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要求自己：“只要能为中国男子足球冲出亚洲出力，不管干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在所不惜。”★王俊生当我开始为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忧虑的时候，朋友说，你应记住这个古训：“不要为打翻了牛奶而哭泣。”于是，我要求自己，不要坐在那里为过去而遗憾，而应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因工作而带来的创伤。 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感到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失去信任”。由于冲击世界杯、奥运会的接连失败，足球职业化进程中出现了种种事端，人们由不满转为对中国足球协会产生不信任感。“一切败因都是管理者造成的。”我的信任危机开始了。 国家体育总局的“红头文件” 他们要求我“下课”，这是优胜劣汰的正常结果。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５日，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在巴林国家体育场以０比１落败后，我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已到，该有新人来接替我的工作了。尽管我心有不甘，尽管我还想再努力一次，把人们盼望的中国足球带出漩涡，让中国的球迷也出一口气，乐一把，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信任危机已经形成，现在不是我要干不干的问题，而是群众和领导还让不让我干的问题。 在体育总局系统大会上，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的表现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同样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我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真实的情况与批评的内容是一致的，既没有夸张也没有任何主观色彩。 舆论也很配合，除了及时、全面地刊登国家体育总局对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的严厉批评的要点，还对我本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的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几乎很少间断对我直接或间接的报导——“不把王俊生拉下台，中国足球无出头之日。”有的记者私下说：“我们也可多几个卖点。”公和私、正确与非正确的多元化动机都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一个响亮的声音：“只有王俊生下台，中国足球才能冲出亚洲。” 有家报纸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率先代表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解除了我的职务：“据中国足协消息，王俊生日前已经被国家体育总局解除了国家体委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职务，在人事司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随后三天又予以更正：王俊生率队出国比赛，上次刊登有关王俊生下课的消息有误。 我非常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接受人们对我的各种评价。我很清楚，当我国进行足球改革使世界第一体育运动深入人心时，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公众的关注，我们必须坦然接受人们的各种评论。 我同样坦然地接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红头文件”：“经研究，同意免去王俊生同志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职务。” 人在仕途上总有愿升不愿降的心理，我也如此，谁不愿意向高处走呢？只要你努力且有能力，为什么不能承担更重要的工作呢？足球进入市场以后，竞争机制的确认，使我的观念起了变化，“优胜劣汰”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我必须承认，我在中心主任这个岗位上的工作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要求我“下课”，这是优胜劣汰的正常结果。另外这个决定也是总局领导反复征求过我意见的，我自己是认可的。因此，我是坦然地有准备地接受这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的。 三个小时的谈话 这一条我们需要研究，英语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你已经五十多岁了。 国家体育总局的“红头文件”发出之前两周的一天下午，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我知道此次谈话的内容是关于我的工作调动问题。进入他的办公室，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也做好了回答问题的准备。 但出乎预料，伍绍祖并未跟我谈及此事，而是谈家庭、谈历史、谈计算机、谈互联网，两个小时四十分钟过去了才进入主题。 “党组准备调换你的工作。”伍绍祖说，“九年来，你的工作很努力，全身心投入，差点把命丢了，我们对你的工作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根据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干部管理规定，一般干部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超过八至十年，准备进行干部的正常交流。”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在足球领域中，工作确实辛苦，万众瞩目，工作量也很大。许放就是累死的，你也成了残疾人，怎么样？胳膊还抬不起来？”我点了点头。 “因此，调换一下工作对你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他喝了口水，接了个电话，然后问我：“怎么样，党组准备这样做，你有什么意见吗？” 尽管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在预料之中，尽管在进入局长办公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真正变成现实时，我又感到有些茫然。我感到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比如，国家队还未完全组织好、国家女足还有奥运会的任务、准备停止升降级的调查、国家足球训练基地还未建设完……好像现在马上离开中国足球协会还不是时候。可是，党组已经基本决定我离开，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已经不能再做了。 “我坚决服从党组的决定和安排。”我未多讲一句话，我知道党组对待足球非常支持，对我的工作转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从大局全面考虑与部署的。 “你有什么要求吗？” 看着伍绍祖真诚的目光，我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自从１９９５年车祸后，我还没有去医院好好地治疗，能否给我一段时间，让我看看病，休息休息。” “这没有问题。”他点头并肯定地回答。 “能否在这之后，有一段时间学习外语。”在九年的足协工作中，我深切感受到，由于不懂英语，耽误了不少工作。 “这一条我们需要研究，英语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你已经五十多岁了。”看来这一条要求我提得过高。不过，我想没有关系，以后抓紧时间自学吧。 “今天的谈话仅仅是征求意见，最后的决定还需党组的通知。”伍绍祖最后强调了这一点。九年，三千二百八十五天，弹指一挥间流逝了…… 最后的决定 “你把我们俩的姓排列起来，是什么字？”“阎王。” � 两周过去了。一天下午，袁伟民的秘书刘军打来电话：“主任让你过来谈一谈。” 这两周，我边工作边开始交待工作，准备新主任的到来。我知道袁伟民找我的目的是传达党组对我工作的安排决定。 我已记不清楚我进过这个办公室有多少次了，如今进来我却感到不好意思。总觉得袁伟民对我那么信任，那么支持，每到危急关头总是出来承担责任，鼓励和要求我们不怕困难，坚定信心，继续前进。可是，我的工作做得确实不如他要求的那样出色，也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带来不少困难。“怎么样？最近的工作还顺利吗？报纸把你炒得很厉害呀。”袁伟民微笑地对我说。 “工作按计划进行。”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近期的工作情况。 “绍祖同志两周前找你谈话了？” “是。” “你有什么想法？” 我又把回答伍绍祖的话重复了一遍。 “今天我找你谈的内容与绍祖同志与你谈的有些变化，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抬头望了望袁伟民，他继续说：“我考虑足球这个项目是群众喜欢、舆论关注、容易变成热点的项目，而我国足球水平又不高，与群众和领导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党组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还是把你继续留在足协工作。但是，你的工作和职务有所变动。” 我曾在１９９８年中国足协工作最困难的时候，向袁伟民提出过我可以担任党委书记一职，协助年轻人把足协的工作做好。莫非袁伟民真的采纳了这一意见？ “准备调阎世铎同志去足协工作，他的职务是管理中心主任。你的中心主任需免掉，担任党委书记的工作。”他看了看我，问道，“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对阎世铎的为人和习惯以及工作作风我几乎不了解，只是从１９９３年开始有过为数不多的接触，都属于正常的工作接触。我同意担任书记，他会同意吗？即使他没有意见，我们能志同道合地一起工作又不发生争执吗？再有，党委书记是专职的，在中国足球协会怎么开展工作？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脑子里同时转动着，转到最根本的问题：党组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党组已经决定了？”我问。 “听听你的意见后再决定。” “我明天回答您行吗？” “可以。” 我想听听我的老师、老领导的意见后再回答。 当晚我便找到了几位老领导，向他们汇报并征求意见。我汇集起他们的意见，共三个方面。其一，当前足球界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前提的决策十分正确，应该全力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其二，为了深化足球改革和提高技战术水平，在足协领导班子中配备各类人员是正确的选择；其三，也许对个人而言，会面临新的困难，要解决处理的问题会增多，而你的权力又有限，并且决不能与阎世铎同志出现不团结的现象，否则此种安排的结局将是失败的。因此，对你的要求比以前更高，标准也比以前更高。你是共产党员，你更是中国足球界的一员，不论从哪方面讲，你都应该接受党组的决定。 我按时来到袁伟民的办公室，当他听完我的想法后，显得很高兴：“我们一起谈一谈。”他把阎世铎叫来，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握手。“该讲的我都分别跟你们俩讲了。你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司局级的干部，你们很清楚肩上的担子，不要辜负党组的期望。”他看了看我们俩，语重心长地说：“我看最关键的一条是，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如果有意见闹矛盾，一起到我这里来解决。” 我牢牢记住了袁伟民的要求，但是，我和阎世铎从没有因为闹矛盾而找过袁伟民。 从袁伟民的办公室出来，我走进了阎世铎的房间。“老兄，咱们俩如果干不好，不但对不起党组、对不起袁主任，同时也对不起自己。”阎世铎显得有些激动。 我没有马上回应他。俩人落座后，我平静地说：“你的话正是我心里的话。搞足球工作不容易，困难多、压力大，尤其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党组把你我同时放在这里就说明了这点。如果我们俩干不好，再闹矛盾，那干脆现在就辞职。”看得出，他很满意我的表态。为了使他坚定信心，我说：“你把我们俩的姓排列起来，是什么字？”“阎王。”“对，是阎王。阎王来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颗跳动的心同时预感到成功的道路已经打开。 一年零五个月后，国家男子足球队终于冲出了亚洲，实现了中国足球人四十四年的夙愿。 任专职党委书记的日子 我明白，我们两人的工作搞好了，“一荣俱荣”；工作搞不好，“一损俱损”。 从２０００年的５月开始，我身兼专职党委书记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尽管中国女足在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上惜败奥运冠军挪威队，但是女足姑娘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赢得了人心。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赛前规定，凡是签订协议书而未完成任务指标的管理中心主任将受到通报批评，如果有重大失误，还将给予行政处分。中国女足与国家体育总局签订的协议书，指标是前三名，结果只获得第五名，没有完成任务。因无大的工作失误，按照协议规定只进行通报批评。此时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已经是阎世铎，受通报批评的自然是他。这是代我受过，我很过意不去。到足协工作仅半年的时间就挨批评，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但是，阎世铎很大度，认为这是在执行制度。我以最大的热情和力量来支持阎世铎的工作，为了事业，也为了他和我。我明白，我们两人的工作搞好了，“一荣俱荣”；工作搞不好，“一损俱损”。在此期间，我积极发表意见，而且往往是首先发表意见，不怕被否定，只要对足球工作有利，即使十条意见采纳一条也无妨。我希望他放手大胆地干，不要顾忌我会怎么想。我们俩人配合得相当好，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观点总是基本一致。 在这一年多中，重大决策比较多，其中有三项决策对全局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项重大决策是“停止升降级”。 当时有三种设想，经过共同研究，对第三种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提出了暂停升降级、搞好超级联赛的准备和工作重点转移到青少年训练和培养的决策。由此可看出阎世铎确实有较高的战略思维和决策魄力。 第二项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决策，是中国足球协会中层干部及部分一般干部的“交流”。 在“交流”的同时，对足协原有的机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女子部、开发部、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办公室、注册办公室等，后又增设了中超办公室。尽管有些人对交流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感到对新的岗位不适应或者不喜欢，但以后他们会真正感到干部交流对事业、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第三项决策是国家队主教练的重新选择问题。此项决策更为重大，对全局必将引起较大的震动。 世界杯外围赛小组预赛中的表现是我国男子足球队历史上赛前状态很不好的一次。当时有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大家选择，第三种就是继续留任米卢，任命一名中国教练为执行教练，给予中国教练必要的训练权和指挥权，但他要与米卢配合好，充分尊重米卢的建议，搞好目前的训练和比赛。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对第三种方案稍加修改，任命沈祥福为中方教练组组长，直接与米卢相配合。后来，沈祥福工作出色，为中国队冲出亚洲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项带有极大风险的决策换来了巨大的成功：职业联赛如期举行；热情的观众依旧痴迷足球、支持足球；足球市场没有遭到冲击与破坏，依然火爆，国家足球队成功地取得世界杯出线权，中国足球协会的整体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本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