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赛篇 问题1：中国足球联赛上空一直笼罩着一片“假球黑哨”的乌云。用阎世铎的话讲，本赛季甲B联赛收官阶段发生的丑陋事件“让人发指”。中国足坛如何才能扫除“假球黑哨”疑云，创造一个健康、公平的竞赛环境呢？ 杨明：“假球黑哨”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和专利，外国也有，但没有国内那么明目张胆。中国球迷尤其痛恨假球黑哨，原因是中国人被愚弄、被以权谋私的现象坑苦了，联想到假药、假酒，贪官污吏。体育场上本来是人们寄托着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净土，丑陋现象大行其道，自然引起人们的痛恨。打假扫黑合民意，足协的严厉处治得到拥护是明证。 问题是，任何规则都有空子可钻，在规则之内搞君子协定，合法但不合理，怎么办？世界杯赛抽签，韩国玩没玩“猫匿”？我们在小组赛的抽签前的外交串联，算不算问题？ 规则上往往有灰色地带，连刑法上都有3-5年的弹性，法且如此，况规则乎？美国的法律重证据，辛普森谋杀案的凶手铁定是辛普森，但由于缺乏证据，最终依然只能民事诉讼。辛普森免受铁窗之苦，但却名誉扫地，生不如死。这种道德法庭上的处罚更有威慑力。打击假球黑哨的难度很大，和打击兴奋剂相似。彻底清除假球和黑哨不容易，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规者逃不脱道德和良心的判罚。 马邦杰：甲B联赛最后发生的一幕恶心得“让人发指”。涉嫌者那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行经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联赛丑陋的一面。这样的丑陋闹剧规律性地在联赛末期上演，几乎已成联赛的谢幕剧。而联赛管理方却无力预防。这实在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能指望人力、物力、才(不是财)力不足的中国足协能应付“假球黑哨”这个困扰国际足坛的顽症。在更有力的司法机关介入之前，我们还有信心在明年的联赛中欣赏到类似的丑陋闹剧。 蔡拥军：“假球黑哨”在中国联赛中之所以这么突出，是因为中国的法制还不很健全和完善，同时有关方面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在摇摆不定。中国足协今年对甲B联赛后两轮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这种作法当然是好的，但是也不由令人产生疑问：如果在联赛倒数第二轮不正常的比分出现后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处理，相信在最后一轮就不会出现那两场比赛中的戏剧性比赛结果。 树文：规范化和监督体制，以及足球司法制度的建立，这大概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要真正做到，还需要时间。说到底，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比如有传闻说某球队干脆不想要好成绩，每年苦哈哈地保级，因为可以因此向政府要政策，赚取更大的利润，在这种背景下，弄点贿赂之类的就很自然了。足协缺乏约束力量，也是一个原因。 汪涌：首先从思想上要认识到“假球黑哨”将会毁灭中国足球改革好不容易才有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害人终害已。其次是树立狠狠打击的决心，把打击假球黑哨列为影响到中国足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惩治。其三是建立良好的竞赛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建立有充分体现各俱乐部利益的游戏规则。其四是正人先正已，对管理者、裁判员、俱乐部官员中的“害群之马”发现一个治一个。 问题2：今年上海申花、广州吉利、天津立飞纷纷改旗易帜，青岛颐中也在酝酿退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马邦杰：“城头变换大王旗”也已成为中国足球联赛每个赛季都要发生的故事。当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标兵大连万达退出后，总经理王健林曾说，中国足球的苦衷让他一言难尽。广州吉利最近也发表了一纸告退书，对“有人让他们降级、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的事实颇感无奈。这些企业的退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联赛让他们失去了兴趣。联赛是中国足球之本，如何能让它规范运做，吸引企业投资，是个管理方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蔡拥军：中国职业联赛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一些俱乐部的改旗易帜或退出才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实际上，进入和退出在任何领域都普遍存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关键是要尽快形成规范，使这种进入和退出不会影响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使进入联赛的俱乐部的利益得到根本的保护。目前，我们的职业联赛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可能并不是影响俱乐部进退的关键，但是中国足协还是应当多下功夫解决这些问题，保护俱乐部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联赛的利益。 树文：这几种退出其实并非同一类型的事，至少上海申花和其他几家有点区别。造成这种退出情况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中国足球确实不规范，另一方面，企业有没有点短期效应呢？现在的俱乐部很难赚钱，入主的企业主要是瞄准了广告效应以及相应的政府优惠政策，一旦不能满足或者利润不太大，马上就走，这种玩票心理也是足球经济的一大障碍。可以说，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的体育实业家，整个市场处于初始阶段，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要不换在欧洲几大联赛，那些俱乐部老板才不会这么频繁地走马换将呢。至于上海的事，并不象这几家“亏损企业”，而是几大家去争夺个香饽饽，当然，其中政府的意见发挥了多大作用，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汪涌：足球俱乐部是需要高投入的行业，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玩得转”。正如中关村每天都有不少企业关张，又有不少新企业开门一样，属于正常现象。资源整合后形成的才是更有生命力的俱乐部，适者生存。 另外俱乐部的外部生存环境没有形成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一环。足球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的生存模式中，电视转播权、门票等俱乐部赖以生存的开发空间，在我国还没形成。联赛和俱乐部开发经营人员素质与能力不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俱乐部形成良好的造血功能。 问题3：中国足协今年仍将实行转会摘牌制，这一制度对联赛发展的利弊何在？ 马邦杰：摘牌转会制带有一些联赛起步初期一切都不完善的原始色彩。而中国联赛在运营七八年后，仍还保留这套转会制度，没将国外现成、先进的自由转会制度学来。这也表明中国联赛在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上行进是何等缓慢。摘牌制表面上能避免一些违规的幕后操作，避免那些实力雄厚的俱乐部将国内可用之才悉数揽入帐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悲剧，伤害了球员的俱乐部的积极性。 汪涌：这一制度的实行其实在2001年转会时，就已基本名存实亡了。各俱乐部相中的球员，都在私下里打好招呼，正是对这一制度的合理性的反证。 这一制度出台是参考了BNA的选秀制度，但是忽略了足球是一个由11人玩的游戏而NBA仅仅是5个人的游戏一样，一个球员的能力对足球队的影响力远不如篮球。以此来达到提高弱小球队实力的初旨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使一些优秀球员离开了相应的成长环境，产生其水平也大幅下降的负面效果。 树文：转会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事，包括欧洲足坛那么先进的领域，也在不断地调整，世界上还没有一种非常成熟的体制可供我们借鉴，中国足协试图修正一些，但前景如何，很难判断。这种挂牌制度，很有点NBA选秀的意思，是为了避免强弱过于不平衡的局面，其中人为控制的因素很重。毕竟现在就实行自由转会，在目前中国足坛看来不太现实。但NBA是个相对成熟的联赛，而中国的足球联赛发展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同时足球与篮球之间的具体区别也应该考虑，南橘北枳，如何调整，还要看足协今后的进一步修改。 蔡拥军：摘牌制度这些年产生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今年仍旧要抱着不放，实在让人想不明白。摘牌制度的实质是“拉郎配”，这种强扭的瓜是不是甜早已有了公论，摘牌大会和会后闹出的许多风波就是明证。球员转会制度在国外已有成熟的经验，双向选择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仅是保护了球员的利益。而且中国足球要想融入世界足球的大环境，也必须得从这些最基本的制度入手，与国际接轨。 问题4：中国足协正在酝酿成立“中超联赛”，如何看待这一即将问世的新联赛？ 马邦杰：新生事物的诞生总能带来一些新意。“中超联赛”不能徒有一个华丽诱人的口号，更应避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超级联赛将在甲A联赛的基础上诞生，因此起点更高，更容易从英格兰超级联赛和意大利甲级联赛中引进一套先进的管理模式。如果“中超联赛”仍承袭甲A联赛的管理模式，就有可能将甲A联赛的一些顽症痼疾一并继承过来。那将是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汪涌：通过酝酿“中超联赛”的形式来重新进行资源整合的思路是可取的，不过任何改革都必须有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内。如果改革思路和政策的制订都离开了参与者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改革更像是空中楼阁。中国足协更实在的工作是学习英超联赛的路子，让每一个俱乐部都有充分的发言权，让政策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反之。 树文：“中超联赛”的成败与否，关键看它设置的门槛以及在实施中如何规范化。从现在得到的消息，中国足协主要是对进入的门槛提出了要求，包括俱乐部建设、场地、资金等等，在约束力方面，只有保证金这种说法，显然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足球这种产业在中国是有很大市场的，我对其前景十分乐观，但如果主导者手段不妥，则将极大地延缓其发展。 蔡拥军：但愿“中超联赛”不会是甲A联赛的“翻牌”。“中超联赛”的许多构想无疑是好的，是为了甲A联赛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中国足协制定的门槛似乎有些太高，我看到时候能够达到的俱乐部不会有几个，俱乐部太少就构成不了联赛，如果放低门槛又失去了推出“中超联赛”的意义，会把“中超联赛”变成甲A联赛的“翻牌”，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此外，建立“中超联赛”无疑是要对俱乐部进行规范，但是作为联赛的管理者，中国足协也还有许多亟待规范之处，从自己身上下手似乎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