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会见了阎世铎副主席。中国足协身处漩涡，真是一个需要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能适应的工作环境。 中午和阎主席谈完后，时间已经是12点多，他坚持要董华留我们吃饭。推托不掉，我们就和董华一起，在足协的会议室里，吃了一顿饺子、馒头加米饭。按照董华的说法，足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清苦而忙碌。尤其是人手太少，曾经想要引进一些人才，但是要么是素质不行，要么是人才优秀却嫌足协收入低不愿意留下。而且中国足协处于风口浪尖，对工作人员有很特殊的素质要求。 董华说，有个心理医生临时到足协工作，反复和她讲了保密的问题，结果她到商务中心复印国家队队员的心理情况材料时，一转身的工夫，还是被觊觎已久的记者把材料抄了去。 “最后那位医生是哭着离开足协的”。---方益波2001年12月28日手记 机场路惊魂 波音737的机翼下是万家灯火，好似繁星撒落在北京的夜色中。 下了飞机，车子刚上机场路，我才把手机打开。手机马上就响了起来，一个年轻人在电话那头说：“是方益波吗？” “哪位？” “我原来也是新华社的，国际部的，那个谁，那个×××你认识吧？” 我在脑海中使劲地搜索着他说的那个人名，却没一点印象。还是要好好想想，想不起来可实在不够礼貌。但是最终我还是遗憾地告诉他我不记得他说的那个人。 “喔，没事儿没事儿。我也是从杭州过来的。我现在在××报社，常驻北京。”他说。这哥们儿可真热情。可是他要干什么？ “想要跟你约篇稿子啊。看到你的《且看足球打黑如何破门》了，现在事情进展得怎么样？给我们写点内幕的东西吧。” 果然如此。作为记者，平时写点什么新闻性比较强的稿子，收到来自外地的约稿是常有的事。 “实际上网上的消息已经很详细了，内幕的东西我不会给你写，可以写的我再写什么你也不会觉得新鲜，我要这样给你写稿，也是对不起你，是不是。” “你来北京是来出差吗？”他突然话锋一转。“听说你是为足球反黑的事来采访阎世铎的。” “你怎么知道？”我吃了一惊。 “很多人都知道了，你就别保密了，是中国足协邀请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 “这是我们新华社和中国足协之间正常的沟通情况。”我尽量想要把话说得全面完整，挑不出一点个性的东西。 “你这次来北京的计划是怎样的？你准备怎么做？你……”“你别问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准备挂机。 “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你来北京是中国足协给你安排食宿的吧。”什么？我一下子感到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猜度我。“我是住我们新华社招待所，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安排。”“叭”，我把手机关了。 足球记者简直就跟娱乐记者一样，刚到北京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我就这样灰头土脸地一溜跟头进了新华社西门。 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鉴于刚才的遭遇，为了保密，我专门包了一个房间住下。想想不对劲，我又下楼到总台，告诉她们如果有人找浙江分社来的方益波，就说没有这个人。 “什么？”小姐瞪圆了眼睛，“你不是新华分社的？”她身后的墙壁上，“本招待所不接待法轮功练习者”的红色提示语特别醒目。 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说实话，我自己都越说越糊涂了，到总社还要隐姓埋名，干脆去买个大口罩蛤蟆镜算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我整理了一下材料，决定明天开始，在北京期间把手机关掉。 内参你都能看到？ 早上8点，我给董华打电话。 “你来了啊，好好，我和阎头再联系一下。”董华急急忙忙地说。 “我们总社体育部可能会派记者杨明和我一起去。”来之前我在杭州预先和体育部联系了一下，关于体育领域的报道，需要得到总社体育部领导的支持。体育部决定派资深记者杨明和我一起去。 “啊，”他一阵迟疑，“来了再说吧。” 足协有点神秘。这是我对此次采访的第一个印象。 9点，我再给董华打电话。 “10点，说准了。”他说。 我先到社里，见了体育部副主任许基仁。许基仁很有才华，他主笔撰写的体育类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富有哲理，内涵丰富，很有大家气度。他还算是我的半个老乡，老家是宁波。 一会儿，杨明也过来了。 打听了一下足协的门往哪儿开，我们就出发。走出大门口，一阵寒风，我不由悚然一惊，竖起了衣服领子。 杨明开着一辆捷达车，我们两个1米8以上的瘦高个挤坐在里面，一路“突突”而去。 中国足协所在的伟图大厦是国家体育总局的综合楼。门口的马路上，风卷起一阵阵的纸片和灰尘。阳光特别刺眼，直射下来。 一楼电梯间挂着很多牌子，其中注明二楼就是中国足球协会。电梯间旁边的小屋里有人吆喝：“找哪儿的？”“中国足协。”边说我们边往里走。 “什么？什么？”那人追出来了。我们已经闪进了电梯。 足协很敏感，这是我对这次采访的第二个印象。 二楼出电梯左手，就是中国足协的大门，这是一个栅栏很粗的防盗门，看上去还考究。 但是没有上锁。 我们拉门进去，门里面是一个考勤机，闪着红色的数字。 过道很长，也很破旧。每一间办公室都是很多年前的国家医院那种样子，墙上漆着淡绿色的油漆，有不少地方已经斑驳脱落。办公家具也很旧。很难想象，每年有几十亿资金在流转的中国足协居然是在这样的地方运作着。 找到新闻办公室，“董华在吗？”电脑前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站起身说：“我去叫他，你们坐一下。” 电脑屏幕上全是足球打假扫黑的专题报道，画面上角角落落点缀着宋卫平、陈培德和李书福激奋的表情。 “你们来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大声招呼着进门。他就是董华，那位女同志叫程卫。新闻办就他们两个人，要知道，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足球记者一共有7000多人，这7000多人，就是在他们的协调部署下运作着整个中国足球庞大的新闻宣传事宜。桌子上放着一些文件，是近日召开的新闻委员会会议的内容，随便一瞥，全是关于这次足球打黑的文字，“绿城”、“宋卫平”等字眼不断出现。 “真不好意思，大老远让你过来，杭州还暖和吧？”董华热情地问寒问暖，一边赶紧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得赶紧收起来，免得又被××（某报记者）之类的来偷了去。” 在办公桌上还放着当天的报纸，《内参惊动“阎掌门”》的标题赫然入目。我拿起来看了一下，就是昨天在机场路骚扰我的那个家伙写的，因为我拒绝他的提问，他说我到北京是两眼一抹黑，顾虑重重。我不禁失笑。 “啊呀，你不知道，现在的足球记者不得了，什么空子都敢钻，什么都敢写。”董华说，“再这样连续登几天，你肯定要出名了。” 内参，内参也能在报纸上提？《内参惊动“阎掌门”》，再次让我开了眼界。 “在江湖上声名显赫的中国足协新闻办，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还有人写文章说足协耗费巨资建小楼呢我们本来是在国家体育总局里面办公，后来搬出来的。”董华掏出5块钱一盒的白沙烟，递给我们抽。他理着一个小平头，穿着月白色夹克，显得特别质朴。 “头儿马上过来，咱们先到会议室。” 过道走到底，就是一间大会议室，一进去就是一张长圆形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大匾，上书“紫气东来”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显得特别醒目。一股威严、自信的磅礴大气一下子笼罩了整个会议室。 在这块匾的旁边，摆放着中国足协的社团注册登记证，法人代表是阎世铎，注册资金500万元，就是围绕这样一个注册登记证，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到底中国足协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可以用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来研究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吗？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右侧墙上，挂着一幅贺龙元帅早年在某体育场为足球比赛开球的照片仿制品。边上的文字说明，是世界杯出线，告慰贺老总的意思。 在“紫气东来”和遗愿得偿的庄严气氛中，我们等待着阎主席的到来。 会议室墙上的钟指向10点，一个穿着淡色便西装的中年人步履稳健走进会议室，手中拿着茶杯和一沓材料，很像机关开会的样子。 董华在旁边介绍：“阎主席。” “你们来了，好好，欢迎你们。”阎世铎端正的国字脸上微微含笑。 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阎世铎的形象，那就是“正气凛然”。他的眉毛、眼睛都呈现“横”的姿态，嘴角微微下挂，表现出威严和果断。此时，他微笑着向我们问候，随意地吩咐给我们泡茶，好像认识已久的熟人。 据杨明告诉我的信息，阎世铎上大学前，最不喜欢的就是体育课，因为不认真上课还受到过老师的批评，那时候他对老师的说法是———这辈子我肯定不会干体育。没想到人生很多情况就是让人去做与本意无关的事，而且还往往能做好。阎世铎不仅上了体育院校，当了体育官员，最后还成了全中国足球运动的领导者。 “你的内参我前两天看到了。”阎主席的第一句话就切入主题。 阎世铎说了什么 接下去他说，他上任近两年来，还是第一次主动请记者来采访，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不得不请我从杭州到北京来。 我心想，按照规定，司局级的阎世铎是看不到我那篇内部报告的，那么肯定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出于工作需要向他出示的。 阎世铎的语言表达方式很有特色，具有东北人特有的感染力。 阎世铎说，这件事社会上非常关注，国际足坛也很关注，非同小可，对中国足球影响非常重大，中国足协非常重视。 “我先向你介绍一下裁判工作的简要情况。”他说。 阎世铎用他那特有的斩钉截铁的语调，谈起中国足球裁判的情况。 他说，现在全国裁判分为四级，国际级、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总共6800人，国际级和国家一级380人。他评价说，总体看，中国裁判的水平在亚洲属于一流。 他说，在裁判管理上，有时比国际足联要求的更加严格，有时甚至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做法。比如，提前一天通知裁判去场地，到后有足协工作人员专人接送，手机没收，住所电话掐断，不准接触球队，不准接受俱乐部的宴请等。从某种角度讲，这实际上算是违反人权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也是没办法。 他说，谁是主裁，是在比赛前一天的联席会议上于严密的监督下当场开封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提前猜出谁是主裁判呢？比如说4个人去了这个场地，只要是圈内人，一看就知道4人中谁的级别比较高，谁的执哨经历长，只要略作分析，往往就能猜出谁是主裁判。 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加强对裁判的管理，还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对所有的执哨甲级比赛的裁判进行打分，对他们的技术和职业道德进行综合评价。有几个裁判分数都很低，包括职业道德上分数比较低。2001年有5个主裁判，包括有国际级的、2000年已被国际足联认定要执哨国际比赛的，全部被停掉。2001年联赛停了5个。按照规定，对裁判的处理不通报、不公开。 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递给我，“这都是我们关于裁判问题制定的一系列制度，2001年以前还只有1份，2001年又增加了3份。管理上是很认真的。”他补充说，“这个从我的前任开始就一直是这么在做的。” 他说，他曾经和法院等司法机关接触过，他们都对中国足协这样仔细的制度规定感到惊讶和佩服。 阎世铎说，因为裁判工作很敏感，负责裁判工作的人员也在进行不断的调整。现在有不正常现象，有人说与足协工作有关系。2001年中国足协改变了过去派工作人员去监督比赛的做法，谁也不许下赛区。甲B最后两轮出现非常局面，才派负责的领导同志下去监督。足协的人和裁判没什么关系，切断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现在你看，大家就非常感谢我的决定，出了这样的事，要是当初足协的人去当比赛监督，现在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说着说着阎世铎激动起来，叫人去把烟拿来。“本来会议室规定不许抽烟，我应该带头遵守，今天破例了。”他说。 “用行动来证明决心，讲话要负法律责任，要拿出证据来。” 我不禁想起了董华在李书福广州爆黑之后代表足协做的表态，“说这话的人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中国足协欢迎各俱乐部包括正在参与足球事业的企业，曾经参与的企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举报和监督足球的丑恶现象”。 抽着阎主席的中华烟，我们听着阎世铎情绪激奋的话。“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三令五申，揭露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炒作。事情都是谁干的，谁打“假球”，谁给黑钱？” 他说，既然忏悔，就要把证据拿出来。我们派人到浙江去，他们却不交证据。那么，他们信任谁，就把证据交给谁。对中国足协不信任没关系，还有体育总局，还有当地政府，还有司法机关。中国可以举报的地方很多。 他强调，足球的舆论环境需要净化。他说，自己到大学去讲话，就讲到这个问题，当时汪大昭就说，足球的假新闻、炒作，比“假球”更可怕。 抽完了烟，喝完了茶，聊完了天，阎主席希望我们去杭州再做深入的调查，也把足协的态度转告杭州方面，希望我们在内部报告调研中做出客观、深刻的反映，并说足协对我们的工作决不干预。 阎世铎失约了 关于我这次采访阎世铎的消息，简直像炸了锅一样。只要一开手机，电话就不断地打进来，手机显示的来电号码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外地区号，不停的骚扰让人什么事都干不了。 对于他们的问题，我肯定都不能回答。 按照董华的说法，报纸已经报道出来了，你就要关手机了，不然肯定被打爆，但是在京期间，足协还要和你保持联系，还不能关机。所以我只好对来电善加甄别。 采访阎世铎的当天下午，我在招待所里对阎世铎的观点做了整理。杨明急着要去杭州，我觉得还要和阎世铎再碰一下头，有的相关材料要请他进一步确认。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如约到了足协。 推开那扇防盗门，走过简陋的过道，到了新闻办。阎世铎从门口走过，响亮地打了一声招呼。 董华和我们在会议室坐了一会儿，我们就一些材料和阎世铎做了进一步沟通，阎世铎又拿着材料到自己办公室去“研究”了一下。 我们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儿，阎主席过来了。 “关于我的观点，我还是再做一些思考。你们什么时间去杭州？哦，今天下午。这样吧，你们去杭州了解情况回来后再和我们沟通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怎样解决好这件事。”阎世铎说。 他表示，他表明态度的稿子将在当天中午或下午早些时候传真到新华社。 中午忙里偷闲，上网一看，满世界都是关于阎世铎这次和我们秘密会谈的猜度和预测。 但是结尾往往是“目前还不知道会谈的内容”。 下午，阎主席没有发传真过来。 下午4点，我们登上了去杭州的飞机，整整晚点1个小时。（全文略有删节，标题有改动———编者） (足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