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是《我知道的中国足球》精华版连载的最后一期，内容是王氏甲Ａ的梦魇：“黑哨”、“假球”、退出和骚乱。这是王氏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失陷以后，走上祭坛已经没有商量，对他不妙的是，他没有华莱士雄壮地高喊“Ｆｒｅｅ－－ｄｏｍ”的机会，而是在口水喧闹中告别——“菜市口”的传统场景。 维新者打开铁笼之后，烟花灿烂，猛兽踊跃，终点是“封禅台”，又像“断头台”，烛光斧影，海市蜃楼。王氏之不幸，是否在于他并不拥有驯兽者必备的峻酷个性和赌徒魄力，上错了舞台？王氏之幸，是否在于他踩上了风乍起时的冲浪板，经历了一段让男人心动的好时间，筵席散尽后，身体依然健康，性格依然温婉，家庭依然幸福？ 陆俊打官司 裁判员只要出门，熟人见面打招呼就会脱口而出：“又到哪儿吹‘黑哨’去？” 我一直认为，“假球”、“黑哨”现象违背了体育道德和公平竞争精神，破坏了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玷污了中国足球的声誉，是极其腐败的现象。 １９９８年是中国足坛的多事之秋。１月初，北方某报连续发表独家策划，以公布调查问卷的形式刊载的题为《黑哨到底有多黑》的中国足球黑幕报道，引起了国内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由于外电的转载，也引起了亚足联和国际足联高度重视。 为此，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给我发来电函指出：“最近我在报道中发现中国的职业联赛队伍与贿赂裁判、打假球有染，不知道此事是否真实。请调查后电复亚足联。如果中国足球界存在这类腐败现象，将是中国足球、亚洲足球的耻辱，也会严重损害中国足球和中国的国际形象。” 为了搞清楚此事的真实情况，抓住这次机遇，严厉打击胆敢破坏中国足球形象和前途的行为，我和南勇、张吉龙协商后，速派南勇和张健强（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赴沈阳与该报社负责人进行接触。 南勇首先讲明来意：“你们的报道内容不仅引起国内各界关注，而且引起国际足联、亚足联的重视。中国足球协会十分认真地进行了研究。王俊生同志希望你们真诚合作，为铲除中国足坛的不良土壤而共同努力。中国足球协会的态度是明确的，旗帜是鲜明的，一旦发现有‘假球’、‘黑哨’的人和事，必将严惩。当然这种惩处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在法律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也无法惩处。此次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与我们联手打击大家都反对的东西。” 对方负责人回答说：“调查问卷的报道的反响如此之大，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也没有想到会引起国际影响。我们在策划这件事情时，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直有法律顾问在我们的身边。问卷是直接传真发往各甲级俱乐部，回复的问卷尽管没有盖章和署名，但有几份是能看出是哪个俱乐部的。我们认为，问卷本身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但是有科学依据。报道只要真实，所造成的影响就不应是媒体的责任。问卷的原始材料目前在法律顾问手上，而且我们不能向中国足协提供，除非在法律诉讼时作为法庭证据。我们不提供问卷的理由是：要向俱乐部履行承诺，也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也要考虑自身的对外形象。我们准备下一步的动作，具体情况将与足协沟通。” 显然，这家报社对中国足协派人赴沈阳调查此事的目的和动机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真正的动机是，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件损害中国足球形象的事，只要有线索，一定要追究。但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有证据，不能随便冤枉一个人，更不能搞冤假错案。其实，这家报社作此报道的目的与中国足协的动机是一致的。然而，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双方由于缺少交流而未能将此事深入进行。当他们再一次采取“请您承诺”活动时，响应者却不多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这条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影响力还没有消失，南方一家报社又刊登署名文章，披露执法甲Ａ首轮比赛广州松日对大连万达的主裁判陆俊收了客队２０万元现金。随后，陆俊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对该报社侵犯名誉权提出索赔要求。这是中国足球５０年历史上首次由于足球的报道，足球人与新闻人对簿公堂。 在舆论的配合下，裁判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要拿起背包走出家门或单位门时，熟人见面打招呼就会脱口而出：“又到哪儿吹‘黑哨’去？”刚从外地回来时，“吹完‘黑哨’啦”的话又抛了过来。一家老小都替他们担心，捏了一把汗，妻子、儿女和父母都规劝他们的亲人，不要再当裁判了，不要去踩那个雷区。 经过长达１３个月的调查取证和法庭辩论，人民法院终于终审判决陆俊胜诉。 但是，人们并未因陆俊胜诉而减弱对“黑哨”的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黑哨”治理不力的中国足协，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在其后的国内联赛中，不少场次的比赛，一俟裁判员错判、误判或漏判，全场总会掀起“王俊生下台”的怒吼。 大连主场对八一的比赛成为声讨我的专场，观众让我下台的怒吼声此起彼伏。人们从电视的屏幕中不但可以看到画面而且可以听到声音。我坐在办公桌前，默默地看着、听着…… 说到所谓的“假球”、“黑哨”，每一个对足球略有接触的人都耳熟能详。“假球”、“黑哨”已经成为社会的流行语，作为足球界的主要领导者，我曾在多种场合讲过：“‘假球’、‘黑哨’如果真的在足球界泛滥，将极大地危害我们足球事业的发展，甚至葬送我们的事业﹖”我很想搞清一些事情，曾让足协有关人员去了解一些疑点，得到的所有回答几乎都是：“我们从来不干这事，请你们相信我们。”我感到困惑，也曾经采取措施调查过一些俱乐部，但都是无功而返。 直到２００１年年底和２００２年春天，裁判界发生了一些大事，经多方努力，人们关注的“黑哨”问题终于有了重大突破。目前，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我相信通过这次事件，能够搞清不少积重难返的问题，能够依法惩治个别人，能够挽救一些人。相信今后随着整个社会法制的健全，足球界也会得到净化。 王健林、李士林退出足坛 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离去对我个人是一次沉重的冲击。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值班的工作人员报告：“王副主席，又出事了。大连俱乐部老板王健林认为裁判员执法不公，有意偏袒对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大连足球俱乐部因中国足球‘黑暗’而决定退出中国足坛。”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在大连市政府的关心下，连续蝉联４届职业联赛冠军。王健林本人对中国足球贡献也很大，尤其是国家队把１９９７年十强赛的主场选择在大连后，他全力以赴地支持了国家足球队。他的退出，引人深思，我也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在足球圈中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国安俱乐部老板李士林，也因对裁判员判罚不满而宣布退出中国足坛。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同样很大，是他将香河２０３亩土地无偿提供给中国足协，建造了中国足球在北方的现代化训练基地。 昔日对中国职业足球和我本人坚定的支持者，今日却相继愤愤不平地离去，不管其真正原因是什么，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他们的离去对我个人是一次沉重的冲击。 职业足球是法制的足球、竞争的足球，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人退出都属正常之举，然而，王健林、李士林的退出却引起了很多议论，它构成了“混乱”的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个组成部分。 “隋波事件”真相 不铲除“假球”、“黑哨”，足球改革将面临死亡。 与王健林、李士林退出中国足坛相呼应的，是被舆论和球迷指责的“假球”，其中最引人注目并且爆炒最凶的是陕西国力队与云南红塔队的比赛。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２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批评了本队的防守球员隋波，认为隋波的表现有问题。于是有记者开始对此场比赛进行追究，进而认定这场比赛是双方有意进行的一场欺骗观众的“假球”。隋波认为自己被无端地冤枉了。而红塔俱乐部负责人认为，认定本场比赛是“假球”，对本俱乐部的名誉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希望中国足协出面把问题调查清楚，否则将运用法律手段恢复名誉。而此时，国力俱乐部将一盘录音带交给足协。于是，好奇的新闻记者便对录音带的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猜想此录音带中肯定有打“假球”的证据。 中国足协派出工作组进行了近４个月的调查取证后，专职副主席张吉龙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足协先后５次派调查组分赴西安、昆明以及巴西圣保罗市了解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向司法机关进行咨询。中国足协最终认为，国力与红塔的比赛是正常的，不存在‘假球’。这件事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将国力队教练员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对某个运动员的批评，借题发挥进行炒作的。” 至于风传的录音带之事，张吉龙解释说：“据说此盘录音带是旅居巴西的华侨在昆明期间与国力队的外籍球员电话联系的录音，其内容是企图收买外籍球员让其在比赛中‘放水’。中国足协派人赴圣保罗与其接触，该华侨矢口否认。经中国足协法律咨询，鉴于该场比赛收买贿赂企图没有成为事实，因此该场比赛不存在‘假球’问题。” 这件事情花了４个月的时间，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然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 我认为，“假球”、“黑哨”是“癌症”，不铲除它，足球改革将面临死亡。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反腐败的高度，坚决、持久地予以打击，毫无疑问，司法介入是一记重锤。 球迷骚乱惊动中央 电话筒里传来呼喊声：“还我三分”、“不允许欺侮少数民族”…… 伴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足球场上球迷滋事事件一年比一年密度增大，事件愈闹愈升级，影响愈来愈恶劣，对社会的稳定十分不利。 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１日，甲Ａ第１２轮上海申花对延边敖东队。比赛进行到第８９分钟，主裁判判罚延边队手球，客队获点球，教练员、运动员对这一判罚大为不满，比赛中断３分钟，最终双方１比１战平。 比赛结束后不到３０分钟，我办公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王副主席，你听听，这可怎么办呀！”电话是延边足球协会秘书长郑龙俊打来的。电话筒里传来了嘈杂的呼喊声：“还我三分”、“不允许欺侮少数民族”、“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 此时，延边的球迷聚集在州政府的广场前，打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州政府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继而又喊出了政治口号，显然有些人要借助足球达到政治目的。 自治州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李洁云副州长、崔光仑体委主任等５人代表团进京反映延边球迷的意愿，要求中国足协给本场比赛一个明确、公正的说法；要求严厉处罚本场执法裁判员，改变比赛结果和两名球员的黄牌判罚等“四点要求”。 翌日，５人代表团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此前，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国务院办公厅等领导人都接见了这个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代表团。国家体委领导人要求我们认真接待并做好工作。经请示体委领导后，足协给予５人代表团的答复是：对执场的裁判员先停止执法任务，待调查清楚后再处理；比赛结果和黄牌的判罚根据规则规定不能改变；此事由我向新闻界宣布并发表谈话，讲明事由和处理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 赛场安全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领导也十分重视。然而，赛场的秩序混乱次数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每周一赛，每周都害怕出事故。我仿佛坐在火山口上，已经感到“岩浆”的沸动，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大错铸成，对社会的稳定极为不利。于是，一个完整的整改方案已经在我头脑中形成：必须重新规划升降级制度，必须全面规范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我将此方案在１９９８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抛出，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通过。 又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中，各主要赛场连续出现了球迷闹事事件，惊动了中央。面对不争的事实，在２００１年深圳的足球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了暂停升降级的方案，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会议通过了这个方案，并在２００１年赛季中正式执行。 我十分清楚，这只是临时措施，因为削弱竞争并不是方向。但是我知道，谁也不会再给我整顿足球界的时间和机会了。全书完／本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