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汕文

　　姚世仁在中国篮球界是个有特色的评论家，当然，这个评论家是民间的，他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评审，没有任何头衔职称，也不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他的篮球寻梦之路，既有与风车搏斗的盲动迷茫，也有篮球守望者的执着顽强，还有自我感觉良好为依托的自信心。他向我叙述了他30多年把篮球视为第二生命的甘苦，尽管他辞职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尽管他付出很多却报酬很少，但他丝毫不悔，他唯一带有悔意的两句话是：妻啊，请原谅我这个为篮球不顾家的“狂人”；我执着、我困苦，我无悔·····

　　我这个人似乎从小就爱幻想，就爱大胆作出非常人可以理解的举动。我1962年高中毕业，本可以上个大学。但那时我幻想当作家，并认为要像高尔基一样到底层上“社会大学”，于是就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一经实践谈何容易，那年头连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都写不出那个时代需要的“高大全”，更何况我这样的平凡之辈。这个幻想造成的抉择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同学目前大多是高工、教授，我50多岁还是个把档案放在社会上的都市飘泊者，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不拿国家工资发表100多万字的文章也很让我知足了。

　　幼稚的作家梦搁浅了。在家待业期间，我的一位同学鼓动我去打篮球。我突然发现人在篮球场上的感觉太好了，那么轻松，那么惬意，那么刺激。1964年我就把人生的目标定位在篮球上了。我想我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对篮球又越来越着迷，我可以在篮球理论上闯出条路子。那年我有幸得到一张国家队对南京军区的球票，当我看到马家驿的突破、郗国光的分球、滕大维的打篮下，使我眼界大开，也有了评论的欲望。我当天写了篇《评本届国家队》，给当地报刊送去，我多么希望我的观点能被篮球届评说，被千万球迷阅读。但我失望了。

　　1965年我才分配到南京造纸厂当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14元，我终于可以吃饱肚子去研究篮球了。我下班后就抱着球上篮球场，晚上挑灯撰写篮球论文。我是厂篮球队队员，我们是一支鱼腩部队，每场都输几十分，我常为此而感到难过，有时在梦中还觉得羞愧。有次和一个强队比赛我得了24分，高兴得至今不忘。我想，我还要有更远大的志向，21岁时我写了一篇《中国篮球发展战略的思考》，洋洋洒洒共1万多字，我引经据典，纵论中外，读起来很是得意，连自己也被感动了，我想若拿到中国篮球管理机构，肯定会有参考价值。我拿了刚发的16元工资，正好够买张车票（慢车）的钱，直奔北京，想为中国篮球献上真知灼见（当然是自我感觉）。但到国家体委门口被拦住，球类司的两位同志下来听我讲了一番，并收下稿子，他们显然没把我的意见当回事，但还是比较客气，并开了张证明，按上访人员到接济处给了我16元车票钱和和2元零花钱，我临走看了一下自小仰慕的天安门便匆匆登上回南京的列车，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上访处还派人跟我到永定门火车站，可能怕我是捣乱分子而逗留不走。我回到南京，报纸登出“5·16”通知，我终于明白“阶级斗争”的风声很紧，才使我按怀疑对象被跟踪。

　　1969年我找了位近郊的农村姑娘时盛英成了家，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太差，城里女孩儿不可能跟我这样一个穷工人受苦受难。婚后我依然钟情于写篮球论文，给国家体委乃至国务院寄去。我无暇去参与文革，就是一心想为中国篮球做出理论上的探讨。1975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工资35元，我爱人没有工作，4口人一天只有1块钱的生活费，我爱人说：“你成天这么写，一分钱也挣不到，你总得顾家啊！”我没有听她的劝告，反而又想到北京去把我的篮球理论阐述一番，我爱人哭了，说这日子怎么过。我说：“如果我的理论被上面赏识，说不定还能把你们带到北京。”我知道这也是瞎说，要不怎么同意把养家的钱拿出来呢？我终于找到篮球界的权威、球类司副司长、代表中国男篮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牟作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阐述必须打紧逼才能发挥中国篮球快速灵活的特点，才能打败“帝修反”的球队，老人家说美帝的球队才爱打紧逼，我们联防的传统不能丢，他和我辩论交谈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不死心，还想找机会继续向体委阐述我的篮球观点。可我口袋里没有住宿钱，当时北京正在修中国第一条地铁，我便在一个修地铁的工棚住了一晚。我又想去颐和园看看，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我决心省下几毛钱的公共汽车票钱，我从市内走了近50华里才到。玩儿完颐和园我全身像散了架子。我想，我是为阐述我的篮球见解而来，我还是要说服中国篮球界，我狠狠心花几毛钱坐车到国家体委找到篮球处，篮球处处长申恩禄说明天你再来谈吧，其实人家要走个程序，那年头都讲究外调，他们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厂调查我的情况，厂里领导说我不务正业，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想入非非，结果篮球处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见我了。我非常痛苦，为了中国的篮球事业，却报国无门。我依旧不死心，又找到国家体委科研处的原国家女篮中锋杨洁，她耐心听完我对中国篮球战术的看法，诚恳地说，你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你必须带出一支球队证明你的战术是先进的，可是无论国家队还是江苏队都不可能让你带，因为竞技运动不能不讲经历。我仍固执地说，如果交给我，我一定能带好。

　　1979年改革开放了，我又找到牟作云老先生，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一支专业篮球队，以实践我的篮球设想，牟老听完仍说，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我说最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一位不会游泳的教练却培养出游泳世界冠军，牟老说他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离开牟老家，他让他儿子送我出门，他儿子年龄和我算同代人，他劝我说，这并不是我父亲说了就能算的，你想，你没有打过专业队，哪个专业队会请你当教练啊？你也应该更现实一些。我又举那个美国游泳教练的例子，他说人家成功并不意味着你也能成功啊。我终于明白，用“上访式”的办法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是不行了，我的确太幼稚了。

　　我想，我为篮球奋斗挣扎十几年，一事无成，妻子孩子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我不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需要再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我的写作能力自认为还是可以，我要让读者知道我的篮球理论。1981年，我赶到杭州去看全国男篮甲级联赛，我想看完再阐述我的观点。我用拔牙的两天病假赢得外出的时间，可因迷人的篮球超假一天，回工厂险些受到处分。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我又赶到上海去，仍然是用自己的几十元工资节衣缩食换来的。为此，我爱人又哭了，他说我们这三个孩子吃得苦、穿的差，你还有闲心去看篮球，把生活费都搭进去了。我对妻子说，我现在要投入，我早晚要用篮球给家里挣钱，我有一天会成为篮坛教练中的佼佼者或写篮球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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