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11月27日讯当大河这个陌生的名字突然进入到四川足球时,他们面对的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尽管他们有着大连足球成功的自信,但在近一年的左冲右突后,仍然疲惫地寻找着突围之路。 文化冲突 巴蜀文化并不排外,但足球特殊的地域性特点决定着外地人来经营四川足球将比四川人更为艰难。大河是以一个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看待足球经营的,这和曲庆才的身份是相符的,但在一系列的本土化运作之后仍然让大河感到困惑的是,四川人包括队员、球迷在联赛职业化9年后仍然把球队当成是子弟兵,而不是一个经营主体来看待。大河进入的时机决定了他们必将面临泥泞,球队在联赛开始前已经到了散架的边缘,老将已经过了竞技巅峰,小将一时又顶不上来,外援也是在仓促之间定下的。在没有升降级的今年,大河的企业运作方式也不允许自己花大钱换外援。这样,拿不到更多赢球奖金的队员、看不到好成绩的球迷和媒体滋生出对大河的不满,认同感从一开始就很淡漠,到后来就是抵触了。而俱乐部在这样的困境中也只能有限地做出努力,到后来也就成了“维持会”,成绩目标一降再降直至降无可降。虽然将老将马明宇、黎兵、魏群引进管理层,但与过去的全兴相比,大河似乎更符合现代潮流的管理模式却让四川人难以接受,媒体、球迷对蒲江基地管理的攻击是外部打击,“魏群事件”、川军老将淡出球队管理层是内部打击。虽然曲庆才在乐山协调了老将与皮特的合作关系,也暂时缓解了队内的一些情绪,但改变不了大河“水土不服”的局面,曲庆才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 身份冲突 有心的球迷计算一下可以发现,今年大河队在联赛中受到裁判的不公正待遇是川军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这决不是偶然。如果排除裁判因素,大河的名次至少可以上升5名,这一点甚至是曲庆才本人也无法否认但也无法左右的。大河俱乐部有它的大气,比如送邹侑根去国外做手术等,但这样的温情常常被场上的哨音打破。很多时候,球员在场上的委屈也正是无处可发,才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对俱乐部慢慢淡化了归属感。原因其实很简单,大河在足协、在裁判眼中就是大连实德的一个附属品,在狠打“关联关系”的大背景下,大河吃亏几乎是必然的。过去大家都做裁判工作,那是“黑哨”;现在没法做工作的,剩下的只有官哨了。但以大河的身份,曲庆才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能为力。大河俱乐部的一年是在黑暗中穿越胡同的一年。谁也不知道,中超在不在前面,走下去是不是个死胡同。(本报记者潘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