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相对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９“九强赛”或许只能算作是脑震荡后的耳鸣，所以本期刊载的内容略显平淡，没有多少内幕，甚至听不到王俊生此前用指甲刻心般的独白。霍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想看看《我知道的中国足球》里写了什么？估计他在本期里面也看不到多少他想看到的东西。大段大段的平铺直叙式回忆，最后可能只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个人依然非常想做事，但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４日之后，他已经不可能再拥有机会了。这种感觉是否会痛？到底有多痛？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知道。 升帐点兵 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历史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１９９８年，中国足协的工作更为繁忙，在遭到严重挫折后，我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此时，舆论环境对我十分不利，球迷对我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点。戚务生写了辞职报告，离开了他曾奋斗四年的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国家体委领导也开始考虑中国足协领导层的人选问题。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历史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３月，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参加由亚足联举办的戴拿斯杯，确定主教练人选是工作的重点。中国足协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外籍教练员的选择上。张吉龙在参加亚足联执委会返京后，与我通报信息，建议把１９９７年经国际管理集团聘请的英国阿森纳俱乐部的助理教练员霍顿纳入我们的关注范围？他曾在中国国家队待过三个月左右，给国家队教练员和运动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管理集团也愿意从中协助。 我经过认真思考后主张聘用他。当然，他未担任过国家一级的教练，是我们坚持要一年签约一次的重要原因。在广泛征求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其他人员意见后，使人感到惊讶的是９５％以上的运动员、１００％的国家队教练员和干部，一致赞同霍顿执教中国男子国家队，这在足球界，尤其是在国家队是很少见的。 ２月５日，鲍比·霍顿顺利到达北京。与６年前施拉普纳到北京时迥然不同，这次没有欢迎的人群、高昂的热情、殷切的希望，更多的是怀疑与期待。 当天下午两点整，在中国足协办公室，我和张吉龙以及国际管理集团负责人华普共同达成协议：各方面同意聘用鲍比·霍顿为国家队主教练，可以聘用４年直至２００２年世界杯。２月７日，我陪霍顿赴上海与国家队全体人员见面。至此，霍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执教生涯。 １９９８年对于霍顿来讲是一个不错的开局，３月，他率领国家队在日本举行的戴拿斯杯赛中胜日本、香港，负韩国，获得第二名；１０月，率以年轻队员为主的国家联队参加亚运会，取得第三名。他的执教水平赢得了队员和教练的认可，他的威信在一天天地升高。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刚刚返回中国的霍顿被我召到中国足协会议室。 “你在英国休假时，我们已经联络过，关于你接任国家奥林匹克队主教练一职，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英国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中国足球的现实，我同意接这支队伍。”霍顿平静地说。从这时起，霍顿成为冲击第２７届奥运会男子足球队出线权的主帅。 １９９９年５月４日，霍顿在广州升帐点兵，正式接管国奥队的帅印。 ５月３日，国奥队教练组确定了最后的２２人名单：守门员陈东、李健、李雷雷；后卫舒畅、李玮峰、孙继海、郑智、马永康、陶伟、刘俊威；前卫黄勇、李铁、肇俊哲、张然、李彦、闵劲、张效瑞、隋东亮；前锋李金羽、张玉宁、王鹏、李毅。这样，原健力宝队共有１２人入选，原国家青年队有４人入选，其余６人为国内职业联赛熏陶出来的人选。 狼狈出征 “王副主席，告诉您一件事。”他说话很轻也很神秘，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我是以国家奥林匹克足球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这支共计３２人的代表团赴越南参加第２７届奥运会亚洲区第七小组比赛的。由于中国足协工作十分繁重，我是在国奥队出发前一天，即５月１９日才来到广州与队伍会合的。此时李晓光领队和朱广沪教练已经先期离开广州前往河内，打前站去了。 听完唐鹏举的汇报，我又找到霍顿共同协商次日的出发事宜。我把唐鹏举教练找来：“明天就出发了，广州这个地方和北方不一样，吃宵夜、夜生活的人比较多，你要把队员管理好。” “你放心，队员这段时间比较自觉。”唐鹏举认真地回答。 晚上，我找来广东地区的足球界人士，调查研究直至深夜。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我正想上楼搬行李，一个与我熟识的记者叫住了我：“王副主席，告诉您一件事。”他说话很轻也很神秘，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昨天夜里张玉宁等３人深夜两三点钟还在泡吧。” “真的？！”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羊城晚报》今天就发表此条消息。” 我又详细地询问了一下情况，迅速上楼找到唐鹏举、桑廷良和冯剑明，将此事通报给他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现在距出发还不到３０分钟。” “我们昨天晚上查了３次铺，１２点３０分我才睡，怎么可能呢？”唐鹏举感到很突然。 “是，昨天我也跟他在一起。”冯剑明证明着。 “这样吧，唐指导先和大堂经理打个招呼，请他们看一下昨天夜里的录像带，把情况先搞清楚。我先找他们３人询问一下，其他人都准备出发，不能影响赴越的各项工作。到越南后再将确切的情况与霍顿通报。”我迅速地布置着。 我把隋东亮找来问他昨天晚上去哪里了？他回答说没有出去，但他眼里掩饰不住的慌张已使我意识到记者的消息是准确的。 抵达河内时是中午，李晓光、朱广沪到机场接我们，越南足球协会的人员也来欢迎，一切都很顺利，安排得很好。霍顿在我面前夸奖了李晓光、朱广沪的工作。 午饭后，我在干部会上通报了从广州得到的确切消息：当晚１２点４０分左右，３名队员走出宾馆，他们是张玉宁、隋东亮、李彦。 “在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奥运会预选赛即将开始的时候，在代表团刚刚提出要求不到六七个小时以后，他们公然严重地违反队规队纪，给国奥队、给整个足球界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 “首先，我必须进行检查，我没有管理好运动员。”唐鹏举先发言，“再有就是处理。我觉得奥运会小组赛即将开始，对他们３人的处理应考虑全面，不能绝对化，因此，我的意见是罚款并在全队检讨。”朱广沪、桑廷良都同意唐鹏举的意见。 领队李晓光讲：“应该检讨的是我，根源是我管理的问题。如果领导认为这种处理对大局、对足协工作不利，我建议可以再严厉一点。” 大家发表意见后，我说：“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参加奥运会前，它的影响极坏，破坏了队内纪律，对小组赛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处理此事除了全面性以外，我考虑如何将坏事变成好事，不但制止住对内对外的恶劣影响，而且通过此事真正能达到教育全队和他们３个人的目的。”我顿了顿，“我想这样处理：一、按照队内的纪律规定停止下午的训练，进行深刻的检查，视认识的程度决定什么时候在全队进行检讨；二、根据队规应罚款三到五万元，我们取高限五万元；三、给予纪律处分，三人都是留队察看，以观后效，并且保留进一步处罚的权力。” “还应该加上，如再有发生，将进一步处罚。”李晓光补充。“对，停止参加职业联赛。”我说，“请晓光和冯剑明拟出决定，其他人准备训练，我找霍顿。”霍顿表示同意代表团的决定，希望此事尽快处理，不要影响比赛。 很快，处理决定便已拟定：１．责成张玉宁等３人深刻认识其错误的严重性，在全队进行深刻的书面检查；２．根据国奥队的规定，每人各罚款五万元人民币；３．留队查看，以观后效，保留进一步处罚的权力；４．如若再有上述违纪现象发生，将给予除名并向中国足协建议停止其参加职业联赛的资格。 此次事件的处理，说明国奥队的教练班子是成熟的。在首场比赛中，我队攻入越南队４个球，其中３个球是由张玉宁、李彦射入的，隋东亮也有不俗的表现。国奥队第一次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难堪局面 不知何时，传来了值日生的声音。我慌忙把箱子收拾好，同全队一起飞回上海。 国奥队４比０胜越南队，４比０胜缅甸队，１比０胜朝鲜队，小组赛第一循环结束。“九强赛”来了，我们遭遇的是韩国和巴林。“逢韩不胜”的历史能不能在“九强赛”中结束？自从我担当足协副主席这个职位以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努力。我耿耿于怀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掉韩国队。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日晚７点３０分，客场首战韩国队的比赛开始了。我坐在主席台上，郑梦准与我并排，在他身边有众多的韩国政要。与以往出国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我们国家来了５０００名球迷，主席台对面好像都是中国球迷的天下。 郑梦准在比赛中十分紧张，一次又一次地站起身，一次又一次地惊叹，看得出他太想赢下这场比赛了。我们尽管是朋友，但内心都在为各自的球队焦急。我虽然安稳地坐着不动，但心中的急迫感甚至要甚于他。尤其张玉宁面对守门员没进和李玮峰进了但被判越位的那两个球，真使我怦然心动。我感到，这次在客场打败韩国队是很有希望的。 双方仍在互相攻守中拉锯，从场面看，韩国队还真没有什么优势。但真正的强弱常常体现在刹那间。下半时第１９分钟，韩国队在前场右路罚任意球，球的落点在点球附近，前锋申秉皓一个争顶攻门，球打中门楣撞在地面的时候，助理裁判员高高地举起了旗子，主裁判的笛声响了。双方运动员莫名其妙地同时把眼光转向主裁判，瞬间，韩国运动员突然兴奋地跳了起来，高兴地挥动着手臂。 郑梦准也猛地站了起来，主席台上响起了不太响亮的掌声。 中国队员立即围上了裁判，询问为什么此球算进？同一时刻，领队和教练员们大声呼唤运动员服从裁判，不要有过激的行动。李铁、李金羽等人劝退了队友，跑步把球放在中圈内，比赛又恢复了。中国队继续猛攻，在场的韩国人也认为中国队不但能拿回来而且还能胜出。 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方队员开始急躁起来，而韩国队员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全线防守，踢得越来越凶狠。双方不时发生碰撞……裁判员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时，中国球员围上了裁判员，质问这球怎么进门了？场上显得十分混乱。霍顿、李晓光、朱广沪、唐鹏举同时跑进场内，阻止和劝导运动员要冷静对待输赢。几名运动员激动地掉下了眼泪：“他们欺侮我们，他们不公正……”。经验老到的霍顿不仅拉开我们的球员，而且走到裁判面前与他握手，他已经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显然想用友好的方式把即将来到的处罚减轻些。 当晚，裁判组向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书面进行报告。报告指出，孙继海等人用拳头击中了主裁判员的头部，其余中国队员围攻……随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决定，停止孙继海一年的国际比赛资格。 一场非常有希望的比赛，一场准备非常充分的比赛，一场中国队占有优势的比赛，最后变成了既输球又输人的比赛。我百思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使人难堪的局面。作为代表团团长的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怎么向各级领导交代？ 寂静的夜晚，我睡意全无。窗外霓虹灯闪烁，除了偶尔有几辆汽车疾驰而过，万物都沉静在睡梦中。我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苦思冥想着。 “王团长，您的箱子该上车了。”不知何时，传来了值日生的声音。我慌忙把箱子收拾好，同全队一起飞回上海…… 败兵难带 我知道，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我沉重地站起身，走下了主席台。。 在随后进行的国奥队主场对巴林队的比赛中，中国队以２比１取胜，但中韩第二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讲，必须赢，平和输都将失去小组出线的资格。大家习惯地把这种比赛称之为“背水一战”。在此期间，阿迪达斯中国公司进行了一个商务策划，邀请已离任的世界冠军法国队主教练雅凯来到中国，并观看中韩第二场比赛。 １０月２９日，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我与雅凯寒暄后问道：“雅凯先生，你在带领法国国家队征战时，出现过背水一战的经历吗？”雅凯显然没有听懂我的提问，“我不知道什么是背水一战，我永远向前，向前。”这种回答既反映了雅凯的性格，也正面回答了我的提问。 “你还想再当国家队或职业队的教练吗？” “不当了，我今年已经５８周岁了，开始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我对孩子们非常感兴趣，我愿意与他们在一起，并且教会他们怎么踢球。我现在在法国足球协会主管全国的训练工作。” “您对中国的足球有何评价？” “对中国的足球，我告诉你，秘书长先生，中国女子足球队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你领导这支球队应该感到十分的荣幸与光荣。我非常愿意看她们的比赛，是一种对足球的真正享受。”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你们的男子足球我不了解，只知道韩国、日本、沙特和伊朗。坦率地讲，你们的球队为什么不能像女足一样，多到欧洲训练和比赛呢？你们有两千多年的灿烂文化，有万里长城，又有中国女子足球。中国人从古到今，从女人到男人都非常的聪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功的，像法国人一样。” 这时，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中国国奥队与韩国国奥队的第二场比赛开始了。令人不解的是，这场占据主场之利的比赛反而不如在汉城打得好。比赛结果是平局，韩国队以一胜一平积４分的优势暂居小组首位，形势对中国队十分不利，最后一轮中国队必须战胜巴林队，而韩国队只需战平巴林队便自然出线。实际上，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连小球迷们都知道，中巴比赛，双方仅仅是为荣誉而战了。 主场没拿下韩国队，实际上又一次与出线无缘？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从这一代结束逢韩不胜的历史。然而，这一切都已化为泡影，美好的愿望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的情绪降至了最低点。 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败兵难带，足球队也是如此。当目标失去或感到没希望的时候，各种想法都会随之而来。因此，做好思想工作，全力以赴打好最后一场比赛，便成了教练组首要的工作任务。 与韩国队比赛后的第二天清晨，我飞回北京，继续参加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三讲”教育。我知道，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１１月４日，我独自乘飞机经香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于次日凌晨３点２０分抵达巴林麦纳麦机场。听完领队、教练员的汇报，已经是清晨了。从他们谈的情况来看，队员们的激情在下降，失去目标的比赛使队员十分懈怠，他们骂自己为什么不争气，他们年轻的心被无情地打击着。 比赛是在当地时间晚７点３０分开始的。由于经过长时间飞行，又没得到休息，我感到十分疲劳。 “你是不是感到不舒服？”与我并肩而坐的我国驻巴林大使问道，“我看你的脸色不好看。”“可能是时差没有倒过来。”我确实感到心里发慌，一阵阵的难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后来在西安突然病倒的先兆。 比赛进行了十分钟，我感到十分不妙。０比１，对方利用任意球先得一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我焦急地用手指敲打着椅子，急切地希望奇迹的出现。 我错了，运动员平日缺少严格要求和意志锻炼，一俟有相适应的条件，终归会把平日的习惯带出来。面对这种结局，我十分失望，不，是绝望！我相信更多的人与我的感触相同，只不过他们大多是旁观者，而我却是领导者。我知道，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我沉重地站起身，走下了主席台。 本报有删节，此书近期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