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成功报告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奥申委顾问、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同志做了题为“我为祖国骄傲”的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同志们： 回到北京，告诉我有今天这个大会，要我在会上谈谈对这次申办成功的个人感受。我不知道怎么讲好，应该来这里讲话的是那些为之付出更多艰辛的同志。也许仅因为我在奥申委里被戏称为最年长的志愿者，所以才把这个荣誉和任务给了我。 在萨马兰奇主席宣布第２９届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的那一刹那，我想到的是终于了却了心愿。这绝不只是我个人的心愿。在中华大地上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我国人民多年的期待。１９７９年２月当我国还在为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而奋斗时，邓小平同志就已高瞻远瞩地对日本外宾说，当条件成熟时，“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行奥运会”。１９９０年７月在亚运会筹备工作期间，到建筑工作视察的邓小平同志再次问：“你们对申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在第１１届亚运会壮丽的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是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１９９１年２月，中央批准北京市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这一决定在全国激发了最大的热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１９９３年我们以两票之差与成功失之交臂，那次失利在全国人民中引起的沮丧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切的印记。我下定决心，只要中央再次批准申办奥运会，我一定竭尽全力争取成功。我坚信根据江泽民总书记“胜不骄、败不馁”的指示，中国一定会在条件适宜时再次申办奥运会。因此，１９９３年失利后，我一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点点滴滴地进行工作，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了解，为日后的再次申办争取更多的支持。 １９９９年中央批准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我高兴，我激动。因为我已年届古稀，争取申办成功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当时有人问我：“你参不参加奥申委工作？如果参加，你想用什么名义？”我的回答是：“不管我在奥申委挂不挂名、挂什么名我都不在乎。我都会全力以赴。”我想的是，党把我放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位置上，我在国际奥委会中与委员们相处２０年，彼此熟悉，我比别人有更有利的条件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责无旁贷。 自从我们提出申办以后，我见到的人都关切地问我，“这次申办有没有戏？”“有多大把握！”还有数不清热情洋溢的来信，或表示良好祝愿，或提出具体建议。他们一对对企盼的目光，一颗颗殷切的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交谈，他们之中不少人对我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他们中有的热情地帮我们出主意，有的挺身而出为我们的申办仗义执言，使我亲身体会到得道多助的含意。这一切都使我更加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深感自己肩负责着人民的重托，朋友的期待，我没有权利在工作中有任何细微的差错或遗漏，只能尽最大努力完成使命。 去年贾庆林书记宴请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得知那天是我的生日，他专门重新斟酒祝贺我的生日，深情地说：“希望你多保重，为申办多出主意、多出力。”我深受感动，非常激动地回答了四个字“鞠躬尽瘁”，用来表达我的心情。 事实上，鞠躬尽瘁决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誓言。奥申委的同志都是以高昂的斗志投入这场全国人民关注的“战斗”的。从他们身上，我一直汲取着力量。奥申委的同志们都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人抱病不下岗，有的身在医院未得到医生允许就提前出院上班。年逾古稀的吴重远同志为赶写申办报告而病倒，至今还在医院。年过六旬的魏纪中、楼大鹏同志承担申办报告几十万字英、法文字稿的工作。楼大鹏心脏不太好，连续多天每晚干到两三点钟，魏纪中主动挑重担，从不叫累。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鼓舞。北京市奥申委领导都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刘敬民、蒋效愚和王伟三位奥申委中的北京市领导中除了王伟较年富力强外，都是有病在身，但是他们都把重担揽在自己身上，事事处处征求我的意见。有时我对他们发急，他们也不介意。这些都使我感受到战友间的温暖。我更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人贾庆林、刘淇、袁伟民、李志坚，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友谊使我在这项复杂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感到高兴的是，上次申办仅我一人可以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同其他委员进行交流沟通，这次我与吕圣荣和于再清两位委员，以及邓亚萍这位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组成了活跃在第一线的突击队，与委员们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从今年２月到６月，我访问了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９位委员，吕圣荣和于再清各自访问了１９个国家和地区，邓亚萍则以运动员身份单枪匹马去做运动员委员的工作。获得委员的支持时我们分享欣喜，遇到问题时我们共同研究解决。此外，我们的驻外使馆、北京市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委员进行了接触，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次申办较上次更为复杂艰巨。我们不仅有巴黎、多伦多这样强大的对手，更要应对国际上较上次更有组织、更有系统的反对北京申办的逆流。增添了这次复杂性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同一次全会上还要选出接替萨马兰奇的新主席。国际奥委会内部各种力量围绕这两次选举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组合。这种形势利用得当，就可以有利于我们申办，但如果稍有不当则可能影响申办全局。由于申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尽管整个过程如履薄冰，但由于处理得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５月１５日评估团公布了考察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北京、巴黎、多伦多三个城市都有条件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而“北京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这是对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的肯定。我对胜利满怀信心。 在出发去莫斯科的飞机上，我最后一次对委员们的表决趋向进行了分析，按最严格标准并且考虑到有些委员虽然支持北京，但在最终投票给北京前可能会在第一、二轮表决时投同情票给其他城市。我预测第一轮北京将得４２到４８票，第二轮北京得票会在５４票上下，北京在这一轮胜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这次赴会时，我的心情要比上一次申办平静得多。 表决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屠铭德、王伟等出色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们给外界留下了北京市信心十足的印象，并且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这是第二天的成功陈述很好的前奏，各方面更看好北京。 ７月１３日上午，萨马兰奇主席派他的秘书来问我“北京”两字该如何准确发音。我给他写了按欧洲人发音习惯的拼写。显然他已经在为宣布结果做准备了。７月１３日下午北京陈述，我们的陈述非常成功。我国领导人李岚清的英文致辞赢得了委员们很高的评价。所有其他７位陈述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陈述片起到了震撼作用。 事后，国际奥委会法律事务部主任对我说，北京陈述后我确信北京会胜出，所以把《城市合同》的最后一页配上北京市和中国奥委会的落款。据外电报道，多伦多申办委员会的主席在听完我们的陈述后对他身旁的妻子说：“上帝啊，多么强有力的陈述！”“他们该得满分！”确实，据了解，有的委员是在听了我们的陈述后才不再犹豫而投了北京一票。 下午６时表决，第一轮表决结束时，监票人未把装有表决结果的信封封好，我知道这轮还未成功。第二轮投票后监票人把封好的信封拿过来交给萨马兰奇，我对自己说，我们成功了。因为除了北京外，没有其他城市有在第二轮胜出的实力。果然三位监票人从我身后走过时，每人都友好地向我眨了眨眼睛。萨马兰奇经过我身后去宣读投票结果时，也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些暗票更肯定了我的判断。 北京获胜的结果宣布后，全会会场内掌声雷动，几十位委员排着队来同我热情地拥抱祝贺。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得偿，禁不住流下了欢乐的眼泪。中国台北的委员吴经国和我拥抱时，我们两人都泪流满面，他对我说：“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拿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我太高兴、太激动了，咱们共同的愿望实现了。”我相信，此时此刻激动流泪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全世界的华人，远不止我们二人。因为，谁都明白，申办成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体育的范围。 ７月１７日回国，我原想是悄悄回来的，没想到机场里刘敬民、张发强等不少人来欢迎。更意外的是看见老领导荣高棠同志，他老泪纵横地与我紧紧拥抱，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激动。高棠同志一辈子主要从事体育工作，一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文革时期的折磨，我从没有看过他流过泪，他现在为祖国人民实现了心愿而激动万分。此时，我想起了新中国体育奠基人、已经故去的我所敬爱的贺龙同志，以及领导过全国体育工作的仍然健在的王猛、李梦华以及所有体育工作者。当天下午，体委老领导黄中同志的夫人吴力同志来电话表示祝贺，同时告诉我，她的孩子们已在７月１４日把刊载北京申办成功的报纸送到八宝山黄中同志的骨灰盒前，以此来告慰黄中同志。今天的申办成功真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有的报章把我列为申办功臣之一，我担当不起。我由衷地说，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就、人民的支持，我只是尽力完成我承诺要完成的使命。 在莫斯科投票结果宣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位记者问我在７·１３成功后的个人感受。我当时想我有责任让全世界知道我的想法，我用英文回答：“我为我的祖国骄傲，为我的人民骄傲。”我想用我当时的答复结束我今天的发言。 (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