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没有句号的结尾 把几个裁判曝光就解决问题吗？我们到底通过这扫黑获得了哪些启示？我发现思考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每一个层面得到的答案都不同，甚至自相矛盾。 这场扫黑风暴从揭黑哨开始，但应在每个人的心灵反省中结束。 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包括我这样打黑的记者，都需要反省自己的心灵，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有没有恶念？我们有没有犯罪冲动和欲望？ 圣经故事里讲，耶稣看到一群人用石头把一对奸夫淫妇往死里砸，他说，难道你们自己心里就没有类似的欲望吗？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问我：我是裁判，我会不会收钱，我嘴上说不会，但我心里却没把握。我想我会收，可能会拒绝几次、几十次，但如果大家都收，俱乐部死塞，圈子里谁都也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不随波逐流可能还会丢了饭碗，我不会再拒绝。 我们的愤怒永远愿意指向别人，不指向自己的内心。如果这种事轮到我们头上，一棒子打死我们公平吗？公平永远是相对的，过分的愤怒通常是不理智的。但是，中国足协的态度显然使人们感到他们是有意藏黑，怕揭到自己头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惊讶的发现，在我的内心中，对足协的某些态度和做法是同意的。 我始终不认为世界上有完全的好人和十足的坏人，我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爱心和善良才能够拯救多灾多难的人类。大慈悲，真正如佛教中的以身伺虎，象〈悲惨的世界〉中的冉阿让那样，象宗教里的基督一样，原谅和宽容，这是我们人类太缺少的东西。我想到了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男主人公那种良心和道德的忏悔令人感动。我也想到了卢梭的《忏悔录》，即便他把自己剥光了，但他心底深处依然有所保留。为什么，世界著名的大作家，在晚年都从批判社会走向道德启蒙，甚至是宗教，越认识人生和人性，我们就越感到批判力量的单薄，法律效用的局限。 毫不留情地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的民族从来在这方面都做的不够。德国从二次大战后进行的反思的深度远远大于日本，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也仅停留在对四人帮的声讨上。我们难道不是罪人吗？我们每一次的打倒口号，每一次的革命行动，我们是傻子弱智吗？欺骗我们的人有罪，被欺骗的人也沦为恶势力的帮凶。 宗教，这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没有宗教，美国立刻瓦解。我们呢？我们的信仰呢？多少人会对社会和人性进行深刻反省呢？ 直到写到最后这章，我才发现我的笔变得无比地沉重。这本书仅仅记录了事件进展的表层，我没有来得及深入地挖掘和思考，只是从表层上对黑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厚重的思考却没有跟上。我担心这本书会成为情绪的炮弹，我开始对点出裁判的具体姓名有种良心上的不安。司法真的没有介入吗？我相信即便司法真的介入也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宣传，因为，那样对取证相当不利。阎世铎真的想包庇有问题的裁判吗？我怀疑。据我所知，象J这样的裁判的确构不上犯罪，对他而言，解释清楚了继续执法可以理解。黑哨真的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黑心吗？我也怀疑。因为，我和F以及J的谈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那么，在前言中我为什么还那样壮怀激烈呢？我不知道，我很矛盾。直到意识到要出版这本书时，我才感到相当的犹豫和迟疑。 我想强调的是，我对整个黑哨和腐败现象的痛恨没有变，依然非常强烈；但当黑哨具体到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时，我对其中某些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用社会上千万把屠刀集中地宰杀几个弱小的裁判，而其他许多的黑哨却安然无事，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可怕。假如他们的罪恶比较轻微，他们如何能承受这一片杀杀声的沸腾民愤？还有什么刑罚比这举国痛恨的声讨更严酷？ 以权谋私的腐败可以减少，但我们每人灵魂深处和腐败画等号的欲望和贪念能杜绝吗？我希望社会和大众对性质不严重的曝光裁判能有怜悯心，给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我相信，我们每人宽容一点点，我们的社会就会进步一大步。我们可以愤怒声讨罪恶本身，但我们必须要拯救个体心灵。我在极其矛盾中，写下最后这些自相矛盾的字。 我想，我能继续做的是继续声讨、揭露黑暗和罪恶，但我首先要检点自己，我是裁判我会怎样做呢？这个问号我也把它献给每一个人。 这本书中人们最想知道的“黑名单”并没有曝光。我想引用卢梭《忏悔录》里最后一句话来结尾，并送给那些黑哨裁判们：“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知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而没说，那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我所以保持缄默的缘故了。（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