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死亡是重大的，但之于旁人，并未见得如此。王俊生历尽磨难，但在列举自己生命中浓缩以后的有限的能算得上抗争的事情时，许放之死竟然就占其中一个，可见此人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谓“战友”、“奠基人”、“崇敬”之类的词语，常为一个阵营中人互相评价与称呼时所用，未见得就是当事人功绩与道德的完全真相——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俊生自己对朋友就是这样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继续听到王俊生讲述自己的心灵空间；同时，我们甚至还能感觉出一丝“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味道，这种味道，材料经常是寂寞、恐慌，搭上凄凉。 许放猝死在阿联酋，他看中了一双二百美元的皮鞋，没舍得买，临死竟没穿上新皮鞋。 １９９６年９月３０日，我刚从马来西亚开完会回京，许放说他家里有点事实在脱不开身，希望我代替他飞赴武汉主持全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 因飞机机械故障，我在机场等了７个小时仍无法离京，便给许放打电话。他表示还是自己去，和往常一样干脆利落地说：“下决心，明天再走。”谁知道，这竟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晚上１０点左右，电话铃突然间急促地响了起来。 “请问您这里是王俊生主任家吗？”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急促的声音。 “是的，我就是王俊生，您是谁？” “我是张青同志的爱人。”张青是国家体委水上管理中心的主任。“我现在正在许放同志的家里。许放现在已经没气了。请您赶快来一下。”还没等我问明原因，电话就挂上了。 我如遭雷击，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可能呢？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许放住的国家体委家属院。 许放住在六楼。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情景使我惊呆了，许放仰面平躺在客厅的地板上，面色惨白，双眼紧闭，左眼角淌着血。他的爱人在一边哭成了泪人，儿子不知所措地傻站在母亲身旁。 “老许，你怎么了？”我卧下身去，大声地叫着，用力地摇晃。 他平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年仅４９岁。 看着猝然而逝的亲密战友，虽然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但心脏总是突突地跳个不停，当运动员时留下的心率不齐的疾病，由于突然的刺激现在又开始发作了。我忍了一会儿，吃了几片药。我忍住万分的悲痛，站起身来，与许放的妻子伦淑芬握了握手。她是国家体委外联司的处长，与许放是在大学期间相识的，俩人感情很好。 我记得１９９２年８月的一天第一次和伦淑芬见面时，她就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不管你和许放工作多协调，见解多一样，多么晚还工作，我都赞同并且支持，但是你们一块喝多了酒，我就坚决反对。”我惊讶地望着这位突然严肃的女性，正要解释，她又加重声音说：“对不起！王俊生同志，我总是担心酒会把许放给害了，他喝起酒来特别讲义气。请您以后把他的酒管住了，我就放心了。” 在足球界，对许放、孙宝荣和我喝酒早有评论：许放的酒风、宝荣的酒容、俊生的酒量。意思是说许放的酒风最好，只要一举杯，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决不掺假；孙宝荣喝完酒，脸上闪着微微红光，又不是一般人那样满脸通红，这是一种健康的美；大家认为我的酒量最大，其实不然，许放、宝荣的酒量都比我大，只是我喝酒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一旦感到不太舒服决不再喝。在喝酒这方面，我曾与许放、宝荣达成共识，不能影响工作，这也是小伦同志的嘱托。 “小伦，刚才急救中心的医生说，他们已经确认许放是突发心脏病而去世的。许放不能总躺在地板上，是不是把他送进太平间？”我忍住悲痛低声与她商量。 她的双眼已经哭得肿肿的：“下午他还好好的，吃完晚饭躺在床上。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有点不舒服，我说到医院看看去。当我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下床到客厅，我忽然听见‘扑通’一声，赶紧过来一看，他就躺在这里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现在脑子很乱，该怎么办，俊生你就定吧。”我点了点头，“送同仁医院。”我决定了。“许诺，”我叫许放的儿子、一个年仅２０岁的大二学生，“我们一起送你爸爸上路。” 他站起身来：“王叔叔，您就吩咐吧。” “把你爸爸最喜欢的、最新的衣服都带着。”他到里屋翻箱倒柜地找父亲最后穿的衣服。 “怎么不把新的皮鞋拿出来？”看许诺拿了一双旧皮鞋，我有些不高兴。 “王叔叔，我爸爸没有新皮鞋。”许诺低声地回答。我长时间强忍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刷”地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许放率队赴阿联酋参加亚足联举行的亚洲杯抽签活动。在机场，他看中了一双皮鞋，一问是二百美元，没舍得买。一生为工作的他，临死竟没穿上一双新皮鞋。许放摆平“假球”事件许放拿起酒杯：“我希望亚足联在处理中国球队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就在两个月前，许放率队赴阿联酋参加亚足联举行的亚洲杯抽签活动。在机场，他看中了一双皮鞋，一问是二百美元，没舍得买。一生为工作的他，临死竟没穿上一双新皮鞋。 我与许放是在１９９２年６月的红山口会议上相识的。“俊生，我是许放，党组已经通知我参加今天的选举，如果被选上，我们将一起工作了。”他身材高大魁梧，略显肥胖。这种自我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开朗性格强烈地吸引了我。 我把身边的孙宝荣介绍给他：“孙宝荣同志，足球界的元老，足球协会的专职副主席。” 当选举结果出来后，他挥了挥手与我告别：“再过一个月，我交接完工作立即到足协报到。”他腰里别着呼机，穿着一双很旧的大头皮鞋，开着尼桑牌小轿车离开了会场。他当时正在奥申委负责对外交流工作，由于很忙，来去匆匆。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和饱经挫折与痛苦磨难的面孔，让我终生难忘。 ７月１６日，许放来到足协正式上班了。 我、孙宝荣、许放三人进行了工作分工，许放负责外事、开发、办公室、新闻和纪律委员会；孙宝荣负责竞赛、训练、女足、财务和裁判委员会；我负责全面工作，另外还有国家男子足球队。从１９９２年班子成立到１９９６年，这４年间，足球界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矛盾和冲突，但基本是稳定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 许放主管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首先是他赢得了亚洲各国足球界的认可，成功地当选为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与此同时，他积极开拓中国足球的外交领域，使中国足球对外开放的窗口不断扩大。 １９９５年年初，我国两支球队出国参加洲际比赛。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并未发挥真正水平，以较大的比分输给了对方，当地报纸以“中国球队打假球”进行了大肆报道和攻击，亚足联官员在这期间也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讲话，认定中国两支球队都打了“假球”。此话一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中国足协立即作出了反应，组成调查组对两支足球队分别进行调查，由于此事涉及外事工作，故又交给许放处理。 他亲自带工作小组进驻队内，详细、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取证工作。每一名运动员，每一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他询问调查的对象，他像一个无畏又无私的法官，对“事件”的前因和后果进行了解和调查。所有证明材料都到手后，许放飞赴马来西亚参加亚足联执委会，并向亚足联就关于中国两支球队所谓“打假球”的诬陷进行申辩，要求得到公正处理。 许放找到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十分严肃地提出此问题，并对他在未取得证据的情况下发表伤害中国人民和中国足球界的讲话，表示了不满与谴责，要求他讲明白并承认其谈话的错误与不妥。 维拉潘对许放的谈话十分重视，对他维护中国球队和中国人的尊严表示敬佩。维拉潘解释说，他的讲话并不像许放说的那样，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他相信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翻译本身。他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队就是打“假球”，而是对中国队的不良表现表示担忧。 许放拿起了酒杯：“我相信维拉潘先生的讲话，我更希望亚足联在处理中国球队时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在国际体育的活动中，许放显示出杰出的领导能力，他既捍卫了国家的荣誉，又有理有节地解决了复杂的问题，此事一直在中国足坛传为佳话。 我与许放在一起工作了４年的时间。许放为人忠厚善良，他坚持原则但又重视工作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他性格豪爽但又善解人意，从不强加于人。在中国足协的工作中，我们相互尊重又相互提醒，凡有不同意见和观点都摆在桌面上，从不在背后搞小动作。他说：“小人的行径我是从来不干的。”他回到家经常与妻子讲：“在中国足协我干活痛快，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干好。” 艰难的拓荒工作，使我们结成了深厚的感情，不论什么事情，包括私事，我俩也一起讨论。 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周，我总觉得他闷闷不乐，仿佛有什么心事。“老许，我看你有心事，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说。 “唉！赛场上已经举出打倒我们俩的标语了。” “怕什么？搞咱们这行挨骂是常事！”我安慰他。 “可连主席都给搭上了。”他很内疚，自责工作没有做好。 球迷举起打倒我们的标语牌，主要是对中国足协处罚本地区俱乐部的教练员不满而引起的逆反心理。 “还有这封信，他们讲我不处理裁判员，主要是裁判员给我找了女人。” “这纯粹是诽谤！”我也火了起来，我知道许放对家庭、对妻子和孩子都十分忠诚，这样的诽谤对他来说伤害太大。 这就是许放，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国家、对事业无限忠诚，对家庭、对妻子、儿子，又是那样的爱和负有强烈的责任心。 多么让人肃然起敬的人！多么好的合作者！他的去世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足球事业的损失。 当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知道许放是为中国足球操劳而去世的，深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他们预料到参加许放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会很多，故把最大的一号厅提供出来。据说，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追悼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毛泽东主席也出席过在这里举行的追悼会。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８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大厅里庄严、肃穆。许放安卧在鲜花和松柏丛中，他身着崭新的西服，领带系得有些向上，我想给他松一松，却被工作人员制止了，他们讲这样系得紧一些是化妆师特意安排的。他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当我提出身上要覆盖党旗的时候，有人反对，说党内有规矩，不到一定级别的人去世时不能覆盖党旗。我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但我想，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他为党的事业牺牲生命的时候，身上覆盖一面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党的旗帜，是合情合理的。我执意要给许放覆盖党旗：“请示一下上级党组织。”回复同意。 四周的墙壁摆满了国家体委、中国足协、各地方足协、各职业俱乐部及其生前友好送来的花圈。我悲痛得心里难受，总感到缺氧，眼前一阵金星闪闪，一阵昏昏暗暗，我知道这是睡觉太少、心情不好所致。共同奋斗的１４６０个日日夜夜，恰是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起步的关键４年，我俩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情过早地且突然地被终止，我无论如何不愿也不能接受。 我陪同袁伟民主任看望了许放的爱人及孩子，袁主任亲切地嘱咐伦淑芬要节哀，鼓励其子许诺要好好学习，为国效力，为父争光。在哀乐声中袁伟民缓缓地走进一号大厅，向许放的遗体三鞠躬，良久地凝视着许放的遗体…… 前来悼唁许放的人们开始排着两行长队，秩序井然地走进大厅。他们默默地向遗体走去，崇敬地向他鞠躬，做最后的诀别。几位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许放的同学及生前好友，抑制不住滚滚而下的眼泪，悲痛欲绝。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先生特意从马来西亚飞至北京为许放“送行”。“我听说许放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的儿子还在上大学，我要帮助他的家庭。”他真诚地对我说。 中国足协的全体同志在我的带领下，来到许放的遗体前。大家共同向这位中国足球的功臣告别，啜泣不止。 一个半小时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近三千人怀着悲痛、惋惜的心情离开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和张吉龙随着灵柩来到一号高炉前。推着父亲灵柩的许诺看到高炉时，知道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见慈爱的父亲了。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冷静、严肃起来。他用成年人的手势向我们一挥，大家都站立住。只见他双膝一弯，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做最后的诀别，我不禁潸然泪下…… 萨特曾说：“当一个人的失去使其他人感到遗憾时，这个人的价值就在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升华。”许放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惊闻许放去世后，曾承诺要资助许放的家属，我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可当他返回马来西亚一个多月以后，我便接到他发来的电函。他告诉我，他在亚足联大家庭号召大家为许放家属捐款，多者不限，最低５００美元。维拉潘本人率先捐献１００００美元，亚足联主席也捐出１００００美元，其他各会员协会及个人都积极响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共募捐４００００美元。维拉潘把这４００００美元汇到中国足球协会的账户上。 维拉潘的君子之举，令我十分敬佩。 一个多月后，维拉潘又来到北京，带着亚足联主席苏丹·夏赫、许放生前在亚足联的朋友及他本人的深情厚谊来到许放的家人身边。他动情地对伦淑芬说：“许放先生生前在亚足联有很多的朋友，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捐献出这４００００美元，表达我们的一点点心意。我希望你的儿子能因此而学习得更好，让许放先生的英灵得到安息。” 他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伦淑芬的心，她紧紧地握住维拉潘先生的手，任悲痛和激动的泪水在面颊上流淌…… ４００００美元已经汇入中国足协的账户上，要全部转给许放的家属，不仅需要手续而且需要批准。在国家体委领导下的近百项体育项目中，不论是世界冠军还是他们的教练员，不论是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技术专家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从来没有一宗由国际体育组织出面集资捐助该组织中的中国成员家属的事件。正因为是首例，我必须向国家体委写出报告，并提出具体的建议。 我想，此种捐赠款项有别于体育界一般性的捐赠，应属于本人“遗产”之类较为准确。我将此意见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政策性论证。他们经过反复咨询与论证认为，在无法根据现有的制度进行十分准确定位的情况下，此种定位应该讲是相对准确的，而且是符合实际的。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我们提出，鉴于许放父母已经故世，故将亚足联捐赠的４００００美元分给许放的妻子和儿子。 国家体委领导经认真考虑，同意了中国足球协会的方案，并要求我具体实施。 在我的办公室里，伦淑芬显然消瘦、苍老了许多。“我和许诺生活虽比以前困难多了，但我们不能给许放丢脸。我们不给领导添任何麻烦，听从领导的安排，按照比例该拿多少就多少，不拿也行。” “伦淑芬同志，对亚足联的捐赠，国家体委领导十分关心，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认真地做好方案。当我们把方案上报后很快批给我们，此项决定完全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是按照程序上报批准的，请你放心。”我说。 “请王主任转达国家体委领导，我衷心感谢党、感谢国家。”她又一次掉下眼泪。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你和许诺各占５０％。足协根据有关外汇管理制度给你们分别建立了账户。” “我的钱不要，都给许诺。”她说。 “这件事情你自己决定，财务部主任来了，你去她那里办理过户手续吧。” 目送伦淑芬走出我的办公室，我长吁一口气：“许放，你可以安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