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川 本报上期发表的新闻分析《打黑被流言“强暴”》,披露当前形势下的一种怪象,无意反对任何人或任何媒体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打黑将以什么样的结果告终,我们都会由衷钦佩所有为此殚精竭虑的精神和行为。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和能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强加给我们什么,只是当一只无形的巨掌笼罩在中国足坛的上空,黑压压让人无法呼吸,龚建平一不留神被卷进了打黑风暴的旋涡,他的同僚们噤若寒蝉时,我们却无法确切地告诉你“谁是第二个龚建平?”“谁是这根倒霉的萝卜带出的泥?”“足协高官谁被监控?”“谁在夜半的恶梦中醒来?”但至今我们不知道除了媒体,还有谁能回答这样敏感而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律师和足协都不能,只有传闻可以解千惑。万般无奈之下,以传播事实为主的媒体,转而以“自我牺牲”的姿态传播流言。 没有人知道传闻的出处,就没有人知道传闻的真实性,那就把它们暂时作为“证据”吧,悲剧抑或是喜剧才刚刚开始,总要演下去,以满足人们饥渴的“求知欲”。 司法是严肃的,拒绝传言,媒体是活跃的,拒绝沉默;司法是理性的,需要时间;舆论是煽情的,需要猛料。于是,司法很无奈,于是,舆论很混沌。 在没有真实的声音之前,在只有律师的辩解之前,等待就是“坐以待毙”。在舆论的眼里,龚建平案不过是刚刚打开的一瓶烈酒,“嗜酒者”是等不及上菜就渴望一饮而尽的。酒精的味道正在风暴圈里散播发酵。传言是从“种种迹象表明”开始的,但“种种迹象”表明它正在艰难地寻找生存下去的“种种迹象”。比如阎世铎的一个微笑,比如张吉龙的一声咳嗽,比如南勇的一声叹息。我们因而听到了无数版本的同一个故事,因而判断出同一个故事的结局将会大相径庭。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年代,最伟大的谎言都穿着责任的外衣。于是我怀疑我们都在说谎,而谎言正在污染猥亵着读者的真诚。“忽悠”的本领,被赵本山的《卖拐》戏剧化为笑料,忽悠的功能正在从小品演变为一出热播的纪实连续剧,每天都有峰回路转的高潮,眼睛在发烫,心灵在颤抖,即将水落石出却又销声匿迹,你只有相信你愿意相信的,或者干脆闭上眼睛。 没有必要为传言的真实性辩解什么,因为还没有谁会追究,风暴依旧势不可当。没有必要担心那些猜测会被事实粉碎,了望者的视力不可能洞察一切。当突然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也许会为这些传言拍案叫绝,它们离真实其实仅一步之遥,它们只不过没有来得及把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而传言绝妙之处就在于它从来不告诉我们结局,但是它们总能涉及和扫描每个角落。当打黑谢幕之时,传言终于为自己正名,野史被恭敬地写进了正史。 “种种迹象表明”,传言将成为这场伟大的反黑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路人”,仍将风起云涌,那好吧,让我们继续到底并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