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届比赛，多少个奖杯，多少枚金牌，有多少名“开路先锋”铺垫。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荣誉和终生难以再现的机会，换来队友胜利，这胜利被冠以国家的荣誉，但它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了。商品经济社会要实现自我价值，这种重视个人权益并非消极，从个人权益出发去建设社会合理秩序的人才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不是不要国家荣誉，甚至同样珍视这个荣誉，但应该在全人类所认同的现代文明规则之内。尤其体育走向产业化，不制止会使“黑金”“黑手”渗透到这个领域，使比赛变得肮脏，使比赛愚弄观众，足球界的“假球”已经成为全社会声名狼藉的流行语，走向市场化的乒乓球要引起警惕。如果“让球”永远延续下去，其真实的情况被全盘捅出来,难道会对国家荣誉产生什么好的效应吗?人们还记得世界驰名的马赛足球队，他们仅仅想让一个弱队“让球”，结果老扳塔皮几度被送上法庭，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折腾他，后来又被判了一年徒刑，本来有可能成为政治领袖的他的政治生涯被断送，威震四方的杰出球队竟一度被宣布破产。难道追查这件事的人就是不重视国家荣誉?

　　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的运动员无法再用20世纪60年代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老的、旧有的观念与今天的现实产生了猛烈的撞击，运动员对这种安排越来越难以承受。他们不能不考虑，几年的血汗却得不到施展，公平竞争如何体现?自己的感觉并不比队友差，为什么偏叫我让?比赛的结局不仅是荣誉，也伴随着奖金，为什么拱手让出?自己的教练、自己所在的省市、俱乐部也在这种安排中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这种损失又该怎样计算?尤其让球要人为地安排，它缺少一种无懈可击的标准和制度(尽管我们承认体育比赛在选拔使用人才上要公正得多，它不可能让那些“说你行不行也行”的人充当角色)，用行政包揽司法终归会有漏洞。指派绝对不会有制度公正，在奥运会上，象塞巴斯蒂安·科和刘易斯这样的巨腕儿都曾因选拔赛被淘汰，没有什么行政官员指派别的运动员让他们，甚至萨马兰奇出面为塞巴斯蒂安·科说情也遭断然拒绝。没有人“让”这些巨星尽管使奥运会减色，让这个国家冠军希望变小，它确实保证了无可指摘的公平竞争。

　　我们的“让球”已不是铁板一块，一些不大顺从的举动出现了，有的运动员听说“让”脸上阴沉沉的，不满开始溢于言表；有的既然叫“让”，干脆吊儿郎当，明眼人一眼看穿；有的牢骚满腹，把“让”的内幕向外透露。及至1987年世乒赛上，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何智丽事件”。何智丽先是接受了陈静的让，接着又被指派让给管建华，但她上场后劈里叭啦真地打开了，管建华不知所措，场外的焦志敏也喊：“管建华，你真打吧，她不让你了。”代表团一位领导也在何智丽拣球时轻声说：“何智丽，你过来一下。”何智丽知道这话的份量，她连输10个球，但她突然发誓：“我不能让，我一定要赢!”她最后还是拿了下来，当她与管建华握手时，管建华的眼圈红了，不愿与她的目光对视，管建华哭了，她对教练说：“说让，这叫什么让啊!”后来何智丽战胜梁英子拿了冠军，她第一个当了“让球”的叛逆。有人说何智丽太自私，说她缺乏道德，她应该在与陈静比赛前讲明，从这一点讲她的确有“不道德”之处。其实，即使真在赛前讲了也不完全“道德”，她应该在参加大赛前在北京就讲明“我不让球”，那么她也不可能入选国家队。（如果何智丽事件仅仅停留在不“让球”上，她也许并不是太招恨，只是她到了日本后一系列讨好日本人的讲话令人作呕）。第二年，何智丽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她的老师孙梅英在体育报上列表，表明何智丽在1987年3月至1988年7月国内外比赛中共负4场，而戴丽共负8场，队内模拟比赛何智丽9胜1负，戴丽丽5胜4负1弃权，而戴丽丽入选何智丽却落选了。何智丽离开了国家队，临行前给体委李梦华主任留下一封信：

　　李梦华主任：

　　感谢国家体委多年来对我的培养，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自愿离开国家队。……

　　在奥运会之后，另一位比何智丽更出色的选手焦志敏也退了队，她在半决赛中被通知让给李惠芬。她的实力最具冠军相，若真打，她多半会赢李惠芬，决赛再碰陈静，也会占上风。但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愿充当第二个何智丽。她在离队前也交织着爱与惆怅，她说：“我非常感谢这个集体，是这个集体培养了我……对于让球我不想说得更多，我只想说，我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本可以再打二、三年，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焦智敏成了韩国媳妇，她不愿披韩国队球衣和中国人打。何智丽成了日本媳妇，她憋着一口气，而且真在“夭息”声的呼喊中打败了奥运会冠军陈静、世界冠军乔红和双料冠军邓亚萍。在庞大的乒乓出国大军中，有很多人不愿像何智丽那样披外国的战袍，甚至她最信服的恩师孙梅英都说：“我可以指导你，但感情上使我不能在赛场出现。”也有的人早就穿上了外国队的球衣，只不过绝大多数选手都比何智丽会做人。也有的因球技不如何智丽而无缘“招恨”。在23届奥运会上代表奥地利队的丁毅与中国队陈龙灿打时又喊又叫，只是他胜了陈龙灿后又被别人刷了，使他没以能达到“树大招风”的境界。

　　尽管何智丽讲了不少讨好日本、轻蔑中国乒乓球的话，但中国选手还是大度的。1995年何智丽没来到天津参加世乒赛，邓亚萍所说，对她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她已经是日本人，她需要活得更好些。她在日本打球的条件远不如在中国，30几岁的年纪还在拼杀，与其说是对事业的执着，不如说更有一份面对生存的无奈。她如今的球技已使任何一位中国选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她，她总是躲着中国代表团。在1999年世界杯与王楠比赛时，人们发现她在休息时连喝水都要亲自去取，在悉尼奥运会上人们发现她连个教练都没有，与中国大兵团的井井有条相比，显得太势孤力单。何智丽在日本生活得并不幸福，曾被传为佳话的她与丈夫的恩爱婚姻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尽管她得到大阪法院判决的650万日元赔偿，但她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以消除的。人们希望她从生活中的阴影走出来，人们也希望她应该有球星的风范，尤其不要讲伤害同胞的话，她后来处处以“我们日本队”自居，将“战胜中国队很高兴”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实在很无聊，甚至让人感到她在那种环境下所产生的病态。

　　从90年代后期，中国乒乓球队不再让球了，做为一个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乒乓球队，终归找到了一种比“让球”更合理的方式去长盛不衰。如今多届世乒赛向人们证实不让球也同样可以辉煌。过去计划经济可以“计划”出冠军，这个庞大的乒乓摇篮也不断无偿地向世界各地无偿输送人才，并给自己培养强劲的对手。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各体育项目应该象NBA篮球与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那样，在寸土必争绝不相让的“内战”和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强大。

　　“让球”已经成为历史。

　　不“让球”也同样辉煌。（完）

(搜狐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