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亚历山大·沃尔夫（《体育画报》）编译／本报记者高远 2002年8月17日，25位以色列遇难者的亲人来到了慕尼黑。这些孤儿寡妇原本并不打算惊动亲人安息的灵魂，他们中的大部分一辈子都不愿意踏上德国的土地，但现在，他们揭开了一段尘封30年的惨痛往事，重新回到亲人战斗过的地方，只是为了给在异乡安眠的亲人送上花圈，在他们逝去的地方点上蜡烛。 1972年9月5日，奥运会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11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劫持，尽管德国展开营救行动，但20个小时后，他们还是死在了恐怖分子手下。 乔治·塞伯博士曾是前西德警方的心理顾问。1972年，当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前，西德政府曾要求这位39岁的专家预测一下可能在奥运会上发生的恐怖事件，这样，保安们能够就此进行更有效的工作。塞伯递交的预测报告看上去就像是凡尔纳的作品，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绑架、挟持人质、超级大国的干涉、劫机、遥控炸弹……塞伯对当时的所有恐怖组织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从以色列共和军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巴斯科独立组织埃塔到西德右翼团体BADDER－MEINHOFGANG，他预测了26起恐怖事件，其中有25起发生在奥运村中———惟一的例外是一个瑞士右翼集团挟持了一架客机撞向了奥运主会场（听起来很像“9·11”事件）。 塞伯的“杞人忧天”并没有得到重视，西德政府并没有针对他的假设采取行动。但当时间走到1972年9月5日，塞伯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当天凌晨5时，8个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人爬过奥运村的篱笆，冲入了以色列代表团的驻地，并杀死了几名人质。他们声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的成员，要求以色列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并要求得到一架飞机飞往阿拉伯国家。就像塞伯30年后所说的那样，“他们使奥运会成为了政治舞台……他们早就做好了送死的准备……这起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阴谋开始 7月15日，因为慕尼黑奥运会拒绝巴勒斯坦参赛，“黑九月”开始计划恐怖行动。 就在塞伯博士预测奥运会上的恐怖事件时，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正在策划他们的“鸿图大计”。1972年7月15日，意大利罗马的一家比萨店中，三个巴勒斯坦人正在窃窃私语，他们是来自“黑九月”的阿卜·达德、阿卜·雅德和阿卜·穆罕默德。他们刚从一份阿拉伯报纸上获悉国际奥委会拒绝让巴勒斯坦参加慕尼黑奥运会。“假如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们，我们为何不用自己的方式去参加比赛呢？”穆罕默德气愤地说。经过商量，他们有了自己的计划，一次名叫“BIRAAMandIKRIT”的行动（BIRAAM和IKRIT是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支持犹太复国者驱逐后建立的两个村庄）。 两天后，达德就出现在慕尼黑尚未完工的奥运村中。8月7日，他和托尼一起再次抵达慕尼黑，托尼是个矮个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信念的狂热，他声称自己是“和命运作战的斗士”。经过踩点，他们决定用攀爬篱笆的方式进入奥运村，一个人可以踩着另一个人的肩头跳进奥运村，“每一个人都将推动其他人前进！”达德坚定地说。“但这意味着我们中的一个人无法进入里边。”托尼提出了问题。“我将帮助最后一个勇士冲进去！”达德回答。 8月24日，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2天。雅德从阿尔及利亚经巴黎飞往法兰克福，与他同行的有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和5个一模一样的格纹箱子。在法兰克福的行李检查站，海关官员打开了一只箱子，里面除了一些女士内衣外，他们什么都没发现。与雅德通行的女士满脸不快地向官员解释，其它4只箱子里也都是内衣，没有什么好检查的。走出机场后，雅德搭乘的士抵达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在这里，他和达德会合，他们重新整理了5个大行李箱中的物品———6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两把冲锋枪和一堆军火。当天晚些时候，达德把这些武器通过火车运到慕尼黑，然后把它们存在了火车站的保管箱中。大敌当前 为纪念11名死难者，1972年9月6日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降半旗致哀。 随后的几天，达德一直在奥运村外溜达，他的同伴是个叙利亚女人，她到慕尼黑探访姐姐。当一群巴西运动员结束训练，返回奥运村时，叙利亚女人用德语告诉门卫：“我的朋友是个巴西人，他刚认出了一个老朋友，我们能上去和他打个招呼吗？只需要10分钟！”门卫挥手表示同意。在这次造访中，达德研究了沙特阿拉伯和苏丹代表团的驻地，也了解了奥运村的布局。 两天后，达德和托尼、伊萨（他在慕尼黑惨案中担任“黑九月”的首席谈判代表）又在奥运村外闲逛。保安认出了这个“巴西人”，善意地向他打招呼：“嘿！你每天都来呀？”达德不失时机地向保安介绍，他的同伴也是巴西人，他们希望能参观奥运村。达德再次得逞了，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不可能更完美了——大门向我们敞开了。 5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以色列代表团居住的31号楼。突然，我看到一个女人陪同以色列运动员走出来。”达德和同伴开始与这个女人搭讪，他们自我介绍是巴西人，一直渴望能到以色列旅游。女人领着他们进了31号楼的门厅，这是一个有内部楼梯的两层公寓，“这是一个理想的休息环境，对吗？”女人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着，但巴勒斯坦人只留意了每个房间的细节，包括电话接口的位置，每个窗户的视野范围。达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临走前，她送了我们一面以色列国旗。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帮助我们完成了计划中最困难的部分，我们知道进入31号楼后的首要目的是控制一楼，这样就能封锁所有出口了。”恐怖袭来 9月4日夜，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行动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最后帮了他们一把。 与此同时，6名巴勒斯坦人正在利比亚进行训练。这些在黎巴嫩的难民营中被挑中的年轻人不停地练习单对单的格斗和从高墙上的跳跃。“黑九月”组织告诉他们，他们将到外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奥运会开始后，他们利用假护照陆续抵达慕尼黑。在进行袭击的前夜，他们才了解了自己的任务。 9月4日晚上，在伊甸园酒店的房间里，达德把军火、手榴弹、食物和急救药品分别塞到8个运动包中，这些运动包上都有奥运五环的标志。他还准备了一些作为面具的黑尼龙袜、捆绑人质的绳索、使敢死队员能保持兴奋的安非他明。晚上9时，巴勒斯坦人聚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餐馆中进行最后的誓师。达德慎重地告诉他的手下：“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杀死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不要向以色列人开火，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该死，这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同德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伊萨补充说道：“从现在开始，把你自己当成死人，一个在为巴勒斯坦争取自由的活动中牺牲的烈士！” 每个巴勒斯坦人都得到了一套运动服，上边用阿拉伯文表明了他们的姓名。而后，达德收走了大家的护照。凌晨3时30分，他们搭乘的士向奥运村进发。当巴勒斯坦人抵达奥运村外的篱笆时，他们发现了另外一群人：一群微笑着、喝得酣醉的美国人，他们显然是跑到市中心找乐子去了。达德要求他的同伴加入他们，美国人显然是他们最好的掩护。有趣的一幕在慕尼黑奥运村外上演了，“我们不仅混入了他们中间，我们还在帮助他们。当然，他们也帮了我们，‘嘿，小伙子，接住你的包裹！’———这太超现实了，美国人帮助“黑九月”把军火运进了奥运村。开火！开火 9月5日凌晨，不幸终于发生，以色列人奋起反抗，一个摔跤教练和一个举重运动员被无情枪杀。 也许约瑟夫·格弗伦德参加奥运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同胞，也许不是。这个摔跤教练的任务已经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惟一能肯定的是，当“黑九月”成员偷袭31号楼时，格弗伦德是第一个被惊醒的以色列人。 也许是被撬门的咯吱声惊醒了，格弗伦德发现大门在黑暗中被人推开，他还发现几支枪口正偷偷摸摸地试图闯入。格弗伦德飞快地用290磅的身体抵住了大门，一边开始大叫：“危险！恐怖分子来了！”格弗伦德的努力为他的室友、举重教练特瓦·苏科洛夫斯基赢得了时间，他砸碎后窗，跳到了后花园中。恐怖分子用枪支不断地砸着，格弗伦德摔到了地上。巴勒斯坦人在一楼的卧室中发现了田径教练阿梅兹·沙皮亚和射击教练卡哈特·苏尔；当伊萨打开另一间卧室大门时，摔跤教练莫瑟·维恩伯格用一把餐刀刺向他的肺部。伊萨及时地晃过了对手的袭击，他扣动了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子弹穿过了维恩伯格的嘴部。 恐怖分子把没有受伤的人质集中到一楼的卧室中，这间卧室的主人原本是斯普林格和击剑教练安德·斯皮泽；托尼和另外5名成员开始搜索其他地方———维恩伯格依然能行走，歹徒们用一块围巾塞住了他仍在冒血的嘴部；他们还抓住了举重运动员大卫·博格和约瑟夫·罗马诺，罗马诺在格斗中也受了轻伤；摔跤手伊泽·哈芬、马克·苏文和戈德·塔巴里也被押往一楼———他们大多是听到了枪声后走出房间，然后被“黑九月”分子抓住。 一楼的楼梯除了通往卧室，还能通向后院的停车场。当塔巴里走下楼梯时，他猛然推开身边的歹徒，“Z”字形地跑向停车场，并找到一个掩护体，避过了巴勒斯坦人的子弹。利用塔巴里引起的骚乱，维恩伯格反手扭住身边的歹徒，踢开了他手中的枪———歹徒们放弃了对塔巴里的追逐，无情地用子弹结束了维恩伯格的生命。 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没有停止，出生于黎巴嫩的举重运动员罗马诺因伤一直拄着拐杖，他用拐杖砸向敌人，抓住了 敌人手中的枪。另一个歹徒射杀了他。在随后的17个小时中，这具被射成筛子的尸体一直陪伴着他的以色列同胞。无计可施 9月5日上午，以色列政府不愿意谈判，德国人只有自己上马，但电视转播让营救计划都泡汤了。 凌晨4时47分，一个清洁女工在干活时发现了不妥，她向保安报告了自己听到的枪声。一个保安在31号楼前看到了手持冲锋枪的巴勒斯坦人，“这是在干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理睬他，只是做了个“黑九月”的手势，他们把维恩伯格的尸体扔到屋外，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5时08分，在袭击发生后的1个半小时后，两张纸片从阳台上飘下，上边列着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234名罪犯的名字，并清楚地写着：如果9时以色列政府还不释放犯人，一名人质将被处决，“每一小时，我们都将扔出一具尸体！”伊萨恶狠狠地告诉警察。 8时15分，按照当天的日程安排，一项马术比赛如期进行。 为了营救人质，德国人行动起来，但以色列总理梅尔的答复让他们深感失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人都不会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德国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想出一系列借口来拖延时间：无法联系到以色列政府官员；一些犯人的名单不够准确；通往耶路撒冷的电话线出了故障…… 巴勒斯坦人知道以色列不会同意谈判，但他们依然把最后期限推迟到中午。伊萨一次又一次出现在31号楼外，同德国官员进行协谈，他的T恤口袋中塞着一个手雷，而他的拇指似乎总是不经意地搭在引线上。 前西德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来商讨营救计划。当时的慕尼黑市警察局长斯切尔伯（他后来成为前西德外交部长）提出向恐怖分子支付一大笔钱，要求伊萨不要在德国的土地上再次残杀犹太人。前西德内务部长吉恩斯赫和奥运村主管特尔格也表示赞成，但伊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奥委会主席阿尔维·布鲁吉回忆起20年代，芝加哥警方曾将某种气体输送到建筑物中，营救人质的方法。但当组委会试图联系美国警方，了解更多资料时，专家们否决了这一方案。人们试图把警察装扮成送餐员接近31号楼，然后再使用催泪瓦斯，但歹徒们早就做好准备，要求人们把食物只送到小楼前的草坪上。 因为知道所有电视台都在对这一事件进行直播，恐怖分子一再推迟了最后期限，从中午到下午3时，然后又到下午5时。达德解释说：“我们的自由行动只是一个象征，我们清楚地知道以色列政府不会同意我们的要求。行动的惟一目的是恐吓全世界的人们，这不是一届‘快乐奥运’，人们应该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下午，警方又拿出一个解救方案———13个警察打扮成运动员模样，试图从导热管中爬入31号楼。当他们好不容易爬到屋顶的通风孔时，行动被迫终止，原因非常简单：各大电视台都把镜头对准了31号楼，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31号楼外的一举一动，包括歹徒们在内。 下午5时，恐怖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有一架喷气飞机把他们送到开罗，“我们认为以色列不愿意在德国和我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决定把人质转移到阿拉伯国家中，”1996年，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达德表示，“我相信在那里的谈判能够解救我们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同胞。”伊萨向警方提出了在第二天早上8时前抵达开罗的要求，“否则，我们将杀死一名人质。”吉恩斯赫说：“运动员们都是些无辜者！”“我是一个士兵，”伊萨冷静地告诉吉恩斯赫，“这是一场战斗！” 吉恩斯赫请求恐怖分子让他与人质对话，他必须确认人质非常安全。以色列人告诉德国人，他们暂时没有问题，但他们不愿意离开德国。人质代表苏尔表示：“我们的政府会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要不然，我们都得死！”吉恩斯赫虚张声势地说：“你的意思是，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你们不愿意离开德国，对吗？放心吧，我们不会抛弃你们的！”一方面，西德政府开始积极地同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联系，希望埃及方面允许飞机着陆，并保证人质的安全。晚上8时20分，埃及外交部长阿奇兹·西迪奇回话，埃及无法给西德提供帮助。 埃及人的态度使德国人掉入冰窟，他们必须想办法在本土解决问题。伊萨发出最后通牒，一过晚上9时，他就将开始每小时杀一名人质。警方被迫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要求，用一架直升飞机把他们送到军用机场，从那里飞向开罗。警方希望能在恐怖分子登上直升飞机时有所行动，特种部队聚集在后花园中；但狡猾的伊萨多要了一部大巴，用大巴挡住了特种部队的射击方向，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从容地登上了直升飞机。无奈行动 9月5日下午，埃及人选择明哲保身，德国警察缺乏勇敢，同时情报工作的缺乏让一切陷入瘫痪。 直到现在，营救人员发现，他们根本无力救回人质，“我99％地肯定我们无法完成任务，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企图抢救踏入鬼门关的病人的医生。” 哪怕只有1％的希望，营救人员也不能放弃。警察局长斯切尔伯还在不停地想办法，他的同僚乔治·沃尔夫出了个主意：警方为恐怖分子准备好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飞机，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距离波音飞机至少有100码。17名警察可以在恐怖分子走向波音飞机时采取行动———万一不行，还可以用埋伏好的狙击手作为最后的营救办法。 距离直升飞机的抵达还有最后15分钟，警察们却出现了内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无异于自杀的行动，他们都想躲到飞机的后侧，担心一颗手榴弹都会让自己变成枯炭。他们还提出了飞机两侧无处可躲的意见，更何况他们的一身警察制服肯定让歹徒变得格外小心。在最后的公众表决中，警察们无一异议地放弃了这个计划。德国人的懦弱断送了最后的机会———不过，当时的西德的确没有像今天的三角洲部队一样的精英反恐部队。 当直升飞机从天际缓缓出现时，所有的重任都落在狙击手身上，他们是营救计划的最后一丝希望，而他们一共有5个人。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德国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最糟糕的事情总发生在最后一刻———德国人突然发现他们的5个狙击手需要对付8个恐怖分子！不知道为了什么，沃尔夫一直认为只有5个恐怖分子，尽管当天的一个邮差向警方表示他至少看到七八个恐怖分子攀越篱笆；不少电视网络中则声称一共有12名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登上直升飞机时，一个躲在后花园的警察曾向上级报告一共是8名恐怖分子！30年后的今天，巴伐利亚的公诉人依然在调查，为什么警方连具体的恐怖分子人数都弄不清楚，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的混乱和警方的漫不经心。 更可怕的是，就连这5位狙击手都不是真正的狙击手，他们根本配不上这一头衔：他们中的两位来自巴伐利亚防暴警察队，另外三人则是慕尼黑警察局的官员；他们都从未接受过狙击手的正规训练。选择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热衷于把周末消磨在打靶场上！没有赢家 9月5日夜，枪战开始，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战斗。所有的人质都在混战中失去了生命。 三位狙击手埋伏在控制塔上，第四个人躺在跑道后方，第五个人则躲到了一台消防车后。晚上10时35分，直升飞机着陆，4个领航员和6个恐怖分子出现了。当其他人小心翼翼地用枪口顶住人质的头部时，伊萨和托尼开始检查停在一旁的波音飞机。直升飞机的盘旋已引起他们的警惕，当他们发现波音飞机上空无一人时，他们迅速退向直升飞机。就在这时，沃尔夫示意：开火！ 接下来的情况变得更糟：在夜色和薄雾中，警方和恐怖分子开始交火。狙击手干掉2人，重伤1人，其他三人则飞快地爬到了安全地方，他们向机场内一切有灯的地方扫射。警官安顿·费格保尔当时正坐在控制塔靠窗的位置，他被一颗流弹扫中，当场身亡。随后的一小时中，机场不时响起三三两两的枪声，令人毛骨悚然，一些特警部队开始向巴勒斯坦人所在的位置疯狂扫射。由于直升飞机停靠的位置靠近跑道尾端，警察的施救行动很难展开。“最重要的是，我们严重缺乏神枪手，”曾参加了当天行动的警官乌尔里奇·维格纳说，“其次，我们的火力根本无法对直升飞机造成很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装甲车也许能派上用场。但西德方面派出的6辆装甲车因为塞车被堵在路上，无数好奇的人们正兴冲冲地朝福尔斯登费尔德军用机场赶来，似乎这里正在举行另一项奥运赛事。另一辆装甲车则赶向了黎曼机场，这是慕尼黑的民用机场，位于城市的另一端。不少警车也曾开向黎曼机场，幸运的是，在听了当地电台的实况直播后，他们顺利地找对了方向。 进入午夜后，机场开始变得沉寂下来，而以色列人质无一幸免。一个恐怖分子曾向一架直升飞机内的4名人质射击，斯普林格、哈芬、博格和费德曼都被打死；然后他冲到了驾驶员座位上，被狙击手一枪打死。伊萨也拿起卡拉什尼科夫的枪，毫不客气地回击警察，警察们在回火时打死了他和另一名恐怖分子。杀红了眼的巴勒斯坦人则射杀了剩下的5名人质：斯皮泽、沙皮亚、苏文、苏尔和格弗伦德。博格是最后一位死去的人质，两颗子弹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但浓烟做到了——直升机在枪战中起火，消防员曾试图将火扑灭，但随后不得不退回安全地带。警方抓获了三名恐怖分子，他们中的一员已经受了重伤。40分钟后，借助警犬和催泪瓦斯，警察在机场附近的一辆汽车中发现了托尼，并在枪战中将他击毙。 12时30分，经过近3小时的枪战，一切终于结束了。但就像一位参与指挥的官员所说，“这是一次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德国人从未解释为什么5个狙击手不是同时开枪；他们也拒绝让以色列人的尸体接受检查，以证实他们究竟是死在巴勒斯坦人最后的疯狂行动下还是德国人的流弹之下。而就在警察和恐怖分子在机场发生激烈枪战时，一位西德政府发言人曾告诉记者，所有的人质已经获救。通讯社把这一消息送到了世界各地，9月6日的以色列报纸都把这一消息作为头版头条。几乎就在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他们也听到了噩耗，所有人质全部遇难。 直到今天，巴伐利亚州的公诉人依然在为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而奔走，他们希望能揭开更多的秘密。 ＜后记＞1972年9月6日，超过8万人涌入奥林匹克体育馆，观看前西德队同匈牙利队的足球比赛。人们似乎忘却了昨天刚发生的苦难，忘情地投入到比赛之中，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竭尽所能地制造各种噪音。几个球迷打出一块横幅，上边写着：“17个死难者，你们都忘记了吗？”保安飞快地没收了这块令人不快的横幅，赶走了这些仍在唠唠叨叨的球迷。奥运村又变得平静而肃穆。 | 
